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列维特和史蒂芬·都伯纳取材日常生活，以经济学的方式来探索日常事物背后的世界：念书给婴儿听会不会使他日后成为一个好学生？游泳池比枪支还危险？贩毒集团的结构其实和麦当劳的组织很像，而且基层员工和小弟都没赚头，钱都进了总裁和大哥的口袋；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对孩子影响不大等。

《魔鬼经济学》中确立了一个有悖于传统智慧的观点：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那么经济学就是在向我们描述这个社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同时，作者也展示了千方百计搜集来的各种数据——学校的考试成绩、日本著名相扑手的秘密证据、房地产经纪人的买卖记录，甚至还有黑社会卧底的秘密日记。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巧妙分析，作者得出了种种令人跌破眼镜的结论。他将教会你如何用数据分析你所看到的世界；他将告诉你：真实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著名的书评人兰兹·伯格把《魔鬼经济学》比喻成一部侦探小说，说自己在阅读读书的过程中一直都“屏住呼吸”，生怕一呼一吸之间，吹跑书中的那股灵气。在他看来，《魔鬼经济学》的每一个章节都包含了一本一流侦探小说的所有元素。只不过列维特所要侦破的最终目标不是“找到凶手”，而是“揭开真实世界的伪装”。《魔鬼经济学》书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是对传统智慧的颠覆，他的许多发现被认为是惊世骇俗的，有些甚至会为他引来杀身之祸。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本会让人眼界一新的书。

编辑推荐

彻底改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一本排名仅次于《哈利·波特6》的大众经济管理图书；荣登亚马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出版家周刊》等名大畅销书排行榜。本书版权被引进到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均登上当地畅销排行榜。

史蒂芬·列维特有着美国当今最有趣的大脑，阅读《魔鬼经济学》就像是跟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去散步，只见他一边在空中挥动手指，一边向你揭示所有事物隐藏的一面。一本会让你头晕目眩的书！

——马尔科姆·格拉威尔《引爆流行》作者

史蒂芬·列维特就像是经济学家里的印第安纳·琼斯……这位克拉克奖获得者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经济理论上，他更像是一位另类的寻宝者，总是在试图帮助人们打破传统智慧的束缚，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除此之外，他的叙述方式是如此精妙，以至于使得《魔鬼经济学》读起来就像是一本侦探小说……

——《华尔街日报》

史蒂芬·列维特相信，只要能够找到适当的角度，所有看似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释！不仅如此，他还有一种奇妙的天赋，能够把自己的这种理论跟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所有这一些都使得本书注定成为一本畅销书！

——《出版家周刊》

本书让你从一种最为有趣的角度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

——《克科斯评论》

对许多人来说，阅读本书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作者简介

史蒂芬·列维特

★1994年在麻省理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7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执教

短短两年时间列维特就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

★2002年列维特被选为美国科学院经济学部委员

列维特还担任《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的编辑和《经济学季刊》（OJE）的编辑

★克林顿政府曾经力邀他加入自己的智囊团

前总统小布什在大选的时候也把“请到列维特作为犯罪专家”作为拉拢选票的一张王牌

★2003年美国克拉克奖获得者

被誉为“当今美国40岁以下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

他的声誉得到了整个经济学界的公认

史蒂芬·都伯纳

★《纽约时报》和《纽约客》长期撰稿人

★畅销书《骚动的灵魂》（Turbulen！Souls）和《一个英雄崇拜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Hero-Worshiper）

译者序

敲破你脑袋的《魔鬼经济学》

史蒂芬·列维特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最近一次的“克拉克奖章”获得者，被认为是当今美国40岁以下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声誉得到了整个经济学界的公认。据说，至少有一半的经济学家都宣称“渴望自己能够在史蒂芬·列维特的隔壁办公”。

然而，史蒂芬又仿佛是在刻意地远离经济学家的圈子，跟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学家不同，他把自己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琐碎的“小事”上。他曾经告诉那些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要是你问我股市走向，或者一些有关税务的问题的话，那你显然问错了人，我对这些知之甚少，如果我硬说自己懂得这些的话，那我一定是在撒谎。”

除此之外，史蒂芬几乎一直都在刻意逃避“成为主流”的机会，克林顿政府曾经力邀他加入自己的智囊团，现任总统小布什在大选的时候也把“请到列维特作为犯罪专家”作为拉拢选票的一张王牌，可无论仰慕者们如何频送秋波，列维特始终保持自己孤胆游侠的风格，对于他的同行们来说，他就像经济学家当中的印第安纳·琼斯，总是在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另类的寻宝家，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那些不起眼的小地方发现宝藏。

《魔鬼经济学》是列维特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列氏风格”一次酣畅淋漓的展现。他在书中一共讨论了6个问题，有评论者宣称，“除了列维特之外，当今美国还没有哪个人能够想出这样的问题”。

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把阅读《魔鬼经济学》的意义归结于它能从根本上改变你对很多社会现象的看法。列维特在书中所传达的一个主要观念就是：很多被我们认为是常识性的东西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很多公论性的观点所传达的也未必就是真相。

而《魔鬼经济学》之所以能在2005年全美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居高不下，除了作者在书中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之外，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列维特探究答案的方法。著名的书评人兰兹·伯格把《魔鬼经济学》比喻成一部侦探小说，说自己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一直都“屏住呼吸”，生怕一呼一吸之间，吹跑书中的那股灵气。而在译者看来，《魔鬼经济学》的每一个章节都包含了一本一流侦探小说的所有元素。只不过列维特的最终目标不是“找到凶手”，而是“为你揭开真实世界的伪装”。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犯罪率下降的解释。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社会笼罩着一种极度恐慌的气氛，犯罪学家们估计，按照过去几十年当中的犯罪趋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犯罪率将达到历史最高，大街上到处都是持枪行凶的匪徒，届时整个美国将沦为人间地狱——犯罪学家们对此列出了种种“令人信服”的论据，政府也在大声疾呼全社会来共同关注……

可就在人人自危，感觉在劫难逃的时候，历史出现了让人尴尬而欣喜的转折：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犯罪率一路狂降，美国突然又回到了歌舞升平的太平时代！

于是乎，几年前还在着力论证“犯罪浪潮势不可挡”的学者专家们又在忙着为“犯罪率下降”找理由，“强韧的经济形势”、“更有效的巡逻政策”、“严格的枪支管理条例”……。就在众说纷纭的时候，史蒂芬冷不丁地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堕胎！

没错，他坚信20多年前的“堕胎合法化”才是犯罪率下降的唯一合理解释。

这一结论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到了几乎所有主流犯罪学家、道德家和经济学家们的对立面，后者随即在各种媒体上对史蒂芬展开围剿、嘲弄，甚至是污蔑和漫骂，压力之下，史蒂芬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用自己特有的“列氏方法”赢得了这场世纪大辩论。

《魔鬼经济学》中几乎处处都是类似的“妙局”，毒品贩子真的都是大款吗？游泳池和手枪，哪个对孩子更危险？名字对一个人的未来到底会有多大影响？三K党到底是怎么瓦解的？怎样才能把握房地产经纪人的心思，用最便宜的价钱买到你想要的房子？……作者举重若轻，妙语不断，手法娴熟地肢解了一个个看似另类的命题，把读者频频抛上想象力的巅峰，让人大呼过瘾之后又能掩卷沉思。

译者简介

刘祥亚，1978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获英美文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学位。

2003年进入出版业成为职业编辑、译者、自由撰稿人。译有《执行》、《赢的激情》、《这是你的船》等畅销图书，著有《踩死那只蟑螂》、《红杉林中的最后一课》、《职业倦怠自治手册》等，其文章曾为《读者》、《青年文摘》、《大众投资指南》等多家媒体转载，广受好评。现为北京某文化机构负责人。

前言

当今美国最负盛名的年轻经济学家——至少许多资深经济学家这样评价他——此刻停在了芝加哥南区的一个红绿灯前。这是6月中旬的一天，阳光明媚。他开着一辆年头已久的雪佛莱“骑士”，挡泥板上布满灰尘，车窗也没有关上，在高速路上飞驰的时候，车子会发出一种沉闷的噪音。

可现在这车子却很安静，跟正午时分的街道一样，没有任何声音。周围只有加油站，无边无际的、装着双层玻璃窗的水泥砖石建筑。

一位年迈的流浪汉走了上来。他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自己是一个流浪汉，希望路人能给他点钱。他头上带着一顶脏兮兮的红色垒球帽，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夹克衫，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他穿得显然太厚了。

这位经济学家并没有马上锁紧车门，也没有往前移动车子，更没有把手伸进口袋里找零钱。他只是打量着这位流浪汉，好像对方根本看不见他一样。一会儿之后，流浪汉走开了。

“他的耳机不错，”经济学家说道，仍然盯着汽车的观后镜。“嗯，比我的还要好。”

史蒂芬·列维特看事情的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家。这既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奇妙的个性，也可以被看成是恼人的怪癖——完全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2003年夏天，《纽约时报杂志》派记者史蒂芬·都伯纳前去采访芝加哥大学最负声望的年轻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

都伯纳当时正在为一本关于金钱心理学的书进行研究，他最近采访了很多经济学家，发现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差，好像英语是他们的第四或第五门外语一样。而列维特最近也由于获得了约翰·贝兹一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该奖章每两年颁发一次，获奖者均是那些年龄在4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而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他发现他们的思维并不是那么——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来说——那么富有洞察力。

列维特觉得都伯纳与其他记者不一样，而都伯纳也看出列维特并不是一个只懂数学的经济学家。都伯纳被列维特的研究以及他解释自己研究的方式中流露出来的独创性所吸引。虽然列维特接受了很多精英式的训练（他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并先后赢得过一系列奖项），可他的研究方式却相当离经叛道。他完全不会以学者的方式来开展研究，而更像是一个极其聪明又对所有事物充满好奇的探索者——一个记录片制片人、一个法庭调查员，或一个对体育、犯罪、流行文化等都充满兴趣的书呆子。

谈到经济学，大多数人脑子里立刻就会浮现金融货币等问题，而列维特很少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所以他总是在自嘲地说：“我对经济学并不太了解。”他一边用手理了理盖在眼睛上的头发，一边告诉都伯纳。“我数学不好，对计量经济学也不太了解，我也不懂得如何形成理论。要是你问我股市会升还是会跌，或者说经济学是一门成长型学科还是一门萎缩型学科，或者说货币贬值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是一些有关税务问题的话，那你显然问错人了，我对这些知之甚少，如果我硬说自己懂得这些的话，那我一定是在撒谎。”

让列维特感兴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只有那些真正想了解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人才会对他的研究感兴趣。都伯纳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对列维特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在列维特看来，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大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它并没有教会人们如何提出有趣的问题。列维特的天赋则在于，他非常善于提出问题。比如说：如果毒品贩子真能赚到很多钱的话，他们为什么仍然跟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一把枪和一个游泳池哪个更加危险？导致过去十年犯罪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房地产经纪人真的会把客户的利益放在心上吗？为什么黑人父母会给孩子们取一些影响他们未来职业发展的名字？为什么学校老师会通过欺骗的方式来提高学生分数？相扑比赛中是否存在腐败行为？

一个穿得破破烂烂、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怎么能买得起一副50美元的耳机？

很多人，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列维特的研究当成是经济学。可他却让经济学研究回到了自己的本源：解释人们是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跟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列维特并不排斥个人观察和个人的好奇心；他也不排斥讲故事的方式（可他却极为排斥微积分）。他是一个直觉主义者。他能够在大量的数据当中发现一些其他人所没有发现的故事。他能够衡量其他经济学家断定无法衡量的问题。他的兴趣在于研究欺骗、腐败，以及犯罪行——为尽管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局限于某些领域。

列维特的好奇心同样吸引了《纽约时报》的成千上万名读者。人们向他提出了很多问题，在请求提问者中有通用汽车公司，有纽约扬基球队，还有美国参议员、监狱犯人、孩子家长等等，甚至还有一个20年来一直在精确记录自己的甜饼销售情况的家伙。一位前环法大赛冠军给列维特打来电话，问他该如何证明现在的环法大赛当中充满了作弊行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想知道列维特如何利用数据来跟踪洗钱犯罪和恐怖分子。

他们的回应更加坚定了列维特的信念：现代社会虽然看似复杂，充满了欺骗，但它并非不可破解、无法预知，只要能够提出适当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趣。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一种新视角，一种看待社会的新方式。

纽约一家出版商告诉列维特他应该写本书。

“写本书？”他说道。“我可不想去写书。”他手头已经堆满了上百万个问题，他的时间甚至都不够用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高明的写作者。所以他拒绝了，他说自己并不感兴趣，“除非，”他建议道，“都伯纳能够跟我一起完成这本书。”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一起合作。可这两个人，也就是本书中的“我们”，决定好好谈谈，看看是否有机会合作完成一本书。谈完之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写出一本好书。希望你们也能这么认为。

引言

所有事物

背后的一面

其中介绍了本书的核心思想：

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

那么经济学就是在向我们描述这个社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为什么传统智慧经常是错误的……

“专家”们——从犯罪学家到房地产经纪人到政治科学家

——是如何利用事实的……

为什么“知道衡量什么，以及如何衡量，是理解现代生活的关键”……

到底什么是“魔鬼经济学”？

“学者协会”（the Society of Fellows）是哈佛大学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俱乐部，该俱乐部向年轻的学者们提供资金，来支持他们进行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资助期限通常为3年，在这段时间里，研究者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在接受该俱乐部委员会面试的时候，列维特认为自己根本不会有机会。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知识分子。根据规定，他将在聚餐的时候接受该俱乐部资深会员的面试，他们都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担心自己根本无法与他们沟通，甚至连第一轮面试都不会通过。

其中一位会员问列维特：“看了你的资料之后，我发现我很难判断你的研究主题。你能解释一下吗？”

列维特愣住了。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研究主题到底是什么，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研究根本没有任何主题。

阿玛塔·塞恩（Amartya Sen），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站起身来，简洁地总结了列维特的研究主题。

“是的，”列维特急切地说道，“那就是我的主题。”

另外一位成员站起身来，提出了另外一个主题。

你说得对，”列维特说道，“那就是我的主题。”

游戏就这样进行下去，就好像一群狗在抢骨头一样，不断有人提出新的主题，列维特也都一一表示同意，直到哲学家罗伯特·诺兹克打断了这场游戏。

“你多大了，史蒂夫？”他问道。

“26岁。”

然后诺兹克转向其他人说道“他刚刚26岁，为什么他要给自己的研究找一个主题呢？说不定他是一个超级天才，根本不需要任何主题。他只需要找出一个问题，然后解决它，这就够了。”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来说，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电视里的晚间新闻或者是任何一份报纸，都可能被吓掉半条命，这完全可以理解。

原因是犯罪。犯罪率一直在不断上升。如果我们把当时美国任何一座城市10年中的犯罪率用曲线图来描述的话，这副曲线图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滑雪线。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枪杀，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抢劫汽车、强买强卖、抢劫、强奸……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事情还会变得更加糟糕！”所有的专家都这么认为。

原因就在于所谓的超级掠夺者。他们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在《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在厚厚的政府报告里，有时他化身为骨瘦如柴的城市男孩，手里拿着一把廉价手枪，脑子里只有残忍和暴力。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有人预言，这些年轻的新生代杀手将把整个国家带进万劫不复的灾难当中。

1995年，犯罪学家詹姆士·阿兰·福克斯（James Alan Fox）给美国司法部长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详细谈到了青少年犯罪浪潮的到来。在这份报告当中，福克斯提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悲观，一套乐观。在那份乐观的方案里，福克斯指出，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美国的青少年犯罪率将上升15个百分点；而那份悲观的方案则指出，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将超过100%。“新一轮犯罪浪潮将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慌，相比之下，1995年简直是太平盛世。”

其他犯罪学家、政治家以及类似的预言家也都为人们描述了一幅同样可怕的未来，其中之一就是当时的总统克林顿。“我们有6年时间来扭转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形势，”克林顿说道，“否则我们的国家将陷入一片混乱。而我的继任者在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所讨论的将不是全球经济的辉煌前景，而是如何让市民们能够更加安心地生活。”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把钱花在预防犯罪上面。

然而，犯罪率不仅没有“不断上升”，反而下降了。事实上，它在不断地下降，下降，一直在下降。这种下降是令人震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全面的下降，几乎整个国家的所有类型的犯罪率都在下降；它还是一种持续性的下降，每一年的犯罪率都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是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的，尤其是让那些一直在作出相反预言的专家们大跌眼镜。

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惊人的。青少年犯罪率不仅没有像詹姆士·阿兰·福克斯预言的那样上升100%或15个百分点，反而在5年时间里下降了50%多。几乎各种类型的犯罪，大到人身袭击，小到盗窃汽车，都是如此。

事实上，就在这些专家为人们描述一幅恐怖未来的时候，这些变化已经在发生了。那些当初没有预料到这种下降的专家们一时之间又开始忙于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他们提出大多数理论听起来都非常符合逻辑。有人说是20世纪90年代一路狂飆的经济增长率帮助扭转了犯罪率；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枪支管制法案的实行；还有人说是因为纽约城实施了新的巡管方案，结果使得这座城市的凶杀案从1990年的2245起下降到2003年的596起。

这些理论不仅符合逻辑，而且还让人们感到振奋，因为它们都把犯罪率的下降归结为某种具体的人为因素。如果枪支控制和聪明的巡管方案，以及更好的工作机会能够让犯罪率下降的话，那么可以说人们已经掌握了控制犯罪的有效方式。当下次犯罪率升高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应对。

于是这些理论似乎理所当然地迅速传播开来，从专家的嘴巴传到记者的耳朵，再传到大众的脑子里，在很短的时间里，它们就变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

可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所有导致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大规模下降的因素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事件发生在20多年前，主角是达拉斯州一个名叫诺玛·迈卡维（Nerman McCorvey）的年轻女士。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一个大洲上的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最终就会在另一个大洲引起一场飓风，诺玛·迈卡维也在无意间戏剧性地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她只是想进行一次人工流产手术。她是一个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女孩子，整天酗酒，吸毒，虽然只有21岁，可她却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并且都已交给别人领养。1970年，诺玛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而在当时的得克萨斯等几个州，堕胎是违法的。迈卡维的请求得到了一些权势人物的支持。他们推举她成为第一诉讼人，向政府提交申请，希望能够将堕胎合法化。被告是达拉斯市刑事法官，亨利·威德（Henry Wade）。这时案子已经转到了美国最高法院（the U.S.Supreme Court），迈卡维的名字也被改成了珍妮·罗伊（Jane Roe）。1973年1月22日，法庭宣判罗伊女士获胜，允许在全美实现堕胎合法化。当然，对于迈卡维（罗伊）女士来说，这种宣判已经毫无意义了。她已经生下了那个孩子，并且又把孩子交给了别人领养。（许多年以后，她宣布放弃拥护堕胎合法化，转而成为了一名支持生育的积极分子。）

那么，罗伊诉威德案（Roe V.Wade，诺玛·迈卡维的化名，由于她的上诉，美国政府最终颁布了著名的罗伊·威德法案，该法案颁布于1973年，其内容为美国联邦法院赋予妇女堕胎权，此法案被视为过去100年中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判决之一。——译者注）是如何在整整一代人之后，导致有史以来最大的犯罪率下降呢？

从犯罪统计的角度来说，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数十年的研究表明，那些出生在不幸家庭环境中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那些出生在幸福家庭中的孩子。在罗伊诉威德案之后，成百上千万名女性都跑到医院实施堕胎手术，这些人大都是那些贫穷、未婚或者是未成年的女性，如果她们的孩子出生的话，他们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普通孩子。可正是由于罗伊诉威德案，这些孩子并没有出生。这样一个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许多年以后，就在那些未出生的孩子将要成为罪犯的时候，犯罪率开始急剧下滑。

真正导致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并不是枪支控制，也不是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更不是新的巡管政策。而是潜在的罪犯数量的急剧减少。

当那些犯罪率下降，专家们（也正是那些曾经一度认为犯罪无法遏制的人）开始向媒体大谈自己的理论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把堕胎合法化当成一条原因呢？

没有。

很多人都有过聘请房地产经纪人出售房屋的经历。

经纪人首先会收集所有的相关数据，拍几张照片，确定价格，写出一份吸引人的广告，积极地向客户展示房子，商议价格，并最终与客户达成交易。不错，经纪人要做大量的工作，可他们也会从中得到不错的分成。卖掉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子之后，她一般会得到6%的提成，也就是1.8万美元。1.8万美元，你会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可你也会告诉自己，要是换成自己的话，你可能根本无法成功地卖掉这所房子。按照经纪人的说法，他们知道怎样“将房子的价值最大化”。所以他们从你这里赚到了钱。

不是吗？

房地产经纪人不同于犯罪学家，但他们确实是专家。他们比一般人或者房屋委托人更加了解房子的实际情况，房子的实际价值，房屋交易市场的状态，甚至是买家的心态。你需要依靠他才能获得这些信息。事实上，这也正是你雇用他的真正原因。

随着我们的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无数这样的专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人。医生、律师、承包商、股票经纪人、汽车修理工、抵押经纪人、金融理财师，他们都拥有巨大的信息优势。而且他们也在用这种优势来帮助自己的委托人得到他们想要的最好价格。

不是吗？

这种想法确实不错。可专家也是人，人都会受到动机的支配。因此，任何一位专家对待你的方式将取决于他的动机。有的时候，他的动机会对你有利。例如，一项对加利福尼亚汽车修理工的研究表明，他们常常会让那些有轻微故障的汽车通过检查，以此来减少小额修理账单的数量，因为这样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回头客。可另一方面，有些专家的动机也可能会对你不利。一项医学研究表明，在那些出生率下降的地区医生实施剖腹产的概率要高于那些出生率上升的地区，这说明，当行业竞争比较严峻的时候，医生们往往会给病人实施更加昂贵的手术。怀疑“专家们可能会滥用职权”是一回事，可要证明这一点又是另外一回事。证明这种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比较一下这些专家对待你的方式和对待他们自己有何不同。遗憾的是，外科医生从来不会给自己动手术，他的医疗档案也不会被公之于众；汽车修理工本人汽车的维修记录也是如此。

但房地产经纪人的档案却是可以被公开的。而且房地产经纪人也常常会出售自己的房产。一份综合了近期芝加哥郊区将近10万笔房屋交易记录的资料表明，在这些房屋当中，有超过3000是属于经纪人本人所有的。

在对这些资料展开研究之前，我们最好先提出一个问题：当房地产经纪人在销售自己的房屋时，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尽量卖出高价。可以想象，当你出售自己的房屋时，也抱有同样的目的。因此你的动机看起来好像跟经纪人的动机完全一致。毕竟，她需要根据房屋售价来领取佣金。

可事实上，佣金往往并不能发挥其原有的激励作用。首先，6%的佣金通常会在卖方经纪人和买方经纪人之间进行分配。然后双方经纪人会把一半佣金上缴给自己所在的公司。也就是说，最终进入经纪人口袋的只有1.5%的佣金。

所以在出售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屋的时候，经纪人所得到的佣金实际是1.8万当中的4500美元。你或许会说，这也不错啊！可如果你的房屋实际价值高于30万美元怎么办？比如说，如果经纪人只要再努力一下，多一点耐心，多在报纸上登几篇广告，就可以把房屋的价格提高到31万美元呢？那样扣除佣金之后，他就可以帮你多赚9400美元。可经纪人所得的份额，也就是多出1万美元中的1.5%，只有150美元。要是你赚9400美元而她只能多赚150美元的话，你们之间的利益或许根本无法实现一致，尤其是当她需要支付所有广告费用，并完成所有工作的时候。经纪人是否愿意为了得到150美元而付出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把那些经纪人出售自己本人房屋的销售数据以及出售委托客户房屋时的销售数据进行对比。通过对芝加哥郊区10万所房屋的销售资料进行分析，并考虑到所有变量（如，地点、时间、房屋质量、外观等）的因素，我们发现，在出售自己的房屋时，房地产经纪人将房屋保留在市场上的时间通常比一般时间延长10天，房屋售价通常也会高出3个百分点，即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屋售价通常会多出1万美元。当她出售自己的房屋时，经纪人通常会等到最高的报价；而当他出售委托人的房屋时，他很可能会急于接受自己收到的第一个合理价格。跟那些依靠收取佣金获利的股票经纪人一样，房地产经纪人希望达成交易，而且要尽快。为什么不呢？即便把房屋卖个好价钱，他所得到的份额也只有150美元，这样的数目显然不值得他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所有的关于政治活动的争论当中，有一条被认为是绝对真理：金钱可以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迈克尔·布鲁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约翰·科兹尼这些都是政治斗争当中最新发生而又最富戏剧性的例子。(Jon Corzine，2003年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美国加州州长竞选中获胜，此次竞选共筹集高达八百余万美元的捐款；美国著名的金融咨询服务公司彭博咨询公司（Btoranberg LP）的大老板迈克尔·布鲁姆博格在2001年纽约市市长竞选中获胜；2005年参加竞选新泽西州长的约翰·科兹尼曾是华尔街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的董事长，在2000年自己出资6500万美元成功竞选联邦参议员。一译者注)（我们在这里先不考虑一些相反的例子，比如说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迈克尔·霍夫顿（Michael Huffington），尤其是托马斯·格里萨诺（Thomas Golisano），他在接连三任的纽约州长选举中共投入了9300万美元资金，并分别赢得4%、8%和14%的选票。（美国前佛蒙特州州长、民主党2004年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恩，通过互联网筹款超过5000万美元，但仍然在总统竞选中败给了乔治·布什；财经杂志《福布斯》的发行人兼主编史蒂夫·福布斯，曾于1996年和2000年两度在美国共和党内竞逐参选总统的提名，均告失败；迈克尔·霍夫顿在2003年在加州州长竞选中中途退出选举；托马斯·格里萨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政治家之一，曾三次在纽约州长竞选中失利。——译者注）

事实上，选举资料表明，那些在选举中投入资金较多的候选人通常获胜的概率也会比较高。可金钱真的会有如此威力吗？

这样想似乎是符合逻辑的，就好像人们会相信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的经济会导致犯罪率下降一样。可两件事情彼此关联并不代表一件事情是导致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关联可能仅仅意味着是两个因素（比如说我们可以称其为X和Y）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关系的方向。很可能是X导致了Y，也可能是Y导致了X；或者也可能是X和Y都是由另一因素Z引发的。

举例说明，在谋杀案多发城市中，警察的数量通常也会比较多。我们现在可以思考一些城市中警察和谋杀案之间的关联。丹佛市和华盛顿特区的人口数量几乎相等，华盛顿特区的警察数量几乎是丹佛市的3倍，可它的谋杀案数量却是丹佛市的8倍。除非拥有更多的信息，否则你很难判断是什么引发了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华盛顿那些多余的警察导致了谋杀案发案率的上升。历史表明，人们很容易作出这种随意性的猜测，并根据这种猜测作出一些极不负责的判断。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俄国沙皇听说那些疾病肆虐最为

严重的省份往往正是那些医生最多的省份。于是他立即命令处死所有的医生。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选举资金的话题上。要想找出金钱和选举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一下选举过程中选民的心态。比如说你可能会捐给某位候选人1000美元，因为你觉得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金钱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或者其中一位候选人注定会获胜，你之所以进行捐赠，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将来考虑，想讨好一下胜利者罢了。而那位没有获得捐赠的候选人显然是一位注定的失败者。（你可以问问那些在依阿华州或新罕布什尔州失利的候选人。）因此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所筹集到的资金显然比那些当选无望的候选人要多。那么资金会如何分配呢？潜在的获胜者显然会拥有更多的现金，但他们只会在有可能失败的时候才投入大量现金，否则，他们拿什么来对付后面那些更可怕的对手呢？

现在假设我们有两位候选人，一位非常有魅力，而另外一位则不那么有魅力。那位有魅力的候选人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并轻松赢得选举。那么，是这些钱帮助他赢得了选票，还是他的魅力帮助他蠃得了选票和捐款呢？

这是一个极为关键，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毕竟，候选人的魅力并不容易衡量。怎样才能衡量一个人的魅力呢？

关键是衡量一位候选人在跟自己进行较量时的表现。也就是说，候选人A很可能在2年或者4年之后并没有太大变化，候选人B也是如此。如果假定候选人A在两次连续的选举中所遇到的对手都是候选人B，而他在两次选举中所投入的资金数量不相同，那么，由于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衡量金钱对两次选举的影响。

符合这种情况的案例有很多，事实上，1972年以来的美国国会选举中，这种情况出现过上千次。那么，在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得出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相当出人意料：候选人投入的金钱数量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即便一位候选人将自己的竞选预算削减一半，他所损失的选票数量也只有1%。而那些很可能会输掉的候选人，即使增加一倍的投资，他们也只能多赢得1%的选票。所以对于一名候选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投入了多少钱，而是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本书第五章当中，我们在“家长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有些政治家极具人格魅力，他们本身就对选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有些政治家则不具备这种吸引力，无论花多少钱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当然，梅塞尔（Messrs）、迪恩、福布斯、霍夫顿和格里萨诺都很清楚这一点。]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每位候选人还会在选举当中投入大量金钱呢？通常情况下，在一届选举活动（包括总统竞选、参议院及众议院竞选）期间，美国人平均投入的选举经费高达10亿美元。你可能会觉得10亿美元实在是一个大数目，可事实上，跟美国人在其他远远没有选举重要的问题上的花费相比，10亿美元并不算多。

比如说，美国人每年在口香糖上花掉的钱就有10亿美元。

本书并不是要在嚼口香糖和选举花费之间进行对比，也不是要讨论那些不够敬业的房地产经纪人，也不是要讨论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的影响。我们当然会涉及这些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讨论到其他类似的问题，例如父母教养子女的艺术、欺骗问题、三K党的内部运行机制以及《最弱的一环》（the Weakest Link）节目中的种族歧视问题等等。可本书的真正目的在于揭开现代生活的表层，探究其内部的运行机制。我们将在本书当中提出很多问题，有些是琐碎的小问题，而有些则是事关生死的大问题。我们将从数据中寻找答案，无论这些答案是来自学生们的测试分数，还是纽约城的犯罪统计数据，还是毒品贩子的财务记录。能够对某个主题形成观点或理论是件好事，人类的本性也是如此，可当我们对数据进行诚实的评估，并以此来取代简单的判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伦理道德代表了人们希望这个社会运行的方式，而经济学则勾画出了它的实际运行方式。经济学是一门特别讲究分析的科学，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强大而灵活的工具，可以让人们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分析评估，从中找出每个因素可能对其他因素，甚至是整体所产生的影响。这也正是“经济”的真正要义，也就是大量关于工作、不动产、银行业以及投资等方面的信息。但经济学为人们提供的工具也可以被轻松地应用到其他更有趣的学科当中。

本书从非常具体的社会现象入手，通过分析提出了如下基本观点：

动机是现代生活的基石。理解动机或者找出人们真正的动机，几乎是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暴力犯罪、体育赛事作弊、网上约会等）的关键。

传统智慧（即通常的说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提出的一个概念，通常指那些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却因为有钱有势的人普遍使用，结果就为公众所接受为真理的说法。——译者注）常常是错误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持续上升，金钱本身并不能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每天喝8杯水也不会对你的健康有任何积极影响。传统智慧的形成往往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虽然通常很难看透，但它们仍然可以被推翻。

许多看似戏剧性的结果都有着久远的，甚至是微妙的起因。问题的答案往往并不在眼前。诺码·迈卡维（Morrna McCorvey，一位曾经在七十年代初对整个美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得克萨斯州女孩，她在21岁时曾经向法庭指控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反了她的基本人权，案件最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并最终导致美国联邦法院最终宣判堕胎合法化。——译者注）对犯罪率下降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枪支控制、经济形势以及新的巡管政策的总和。而且在下文中我还要讲到，一个名叫奥斯卡·德尼罗·布兰登（Oscar Danilo Blandon）的人对美国毒品交易市场的影响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专家”们——从犯罪学家到房地产经纪人——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为自己谋求利益。但是他们也可能会因此而反受其害。而且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他们所享有的信息优势正在日益萎缩，棺材价格和寿险价格的日益下滑就是很好的例子。

知道去衡量什么以及如何衡量，可以使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如果你知道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来分析这些数据的话，你就可以解释那些平时根本无法破解的谜。毕竟，对于那些希望能够彻底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数据更有威力了。

所以本书的目的也正是去探求隐藏在每个事物背后的真相。这个过程有时可能会让人感到巨大的挫折。有时候人们可能感觉自己是通过一根稻草甚至一面哈哈镜来窥探这个世界；但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向人们提供许多不同的解释，并以一种罕见的方式来验证这些解释。从某些方面来说，对于一本书而言，这或许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理念。大多数书都会提出一个明确的主题，用一两句简洁的话来进行概括，然后对整个故事进行展开叙述，比如盐的历史、民主的脆弱性、标点符号的使用和误用等等。而本书却没有一个确定的主题。我们确实考虑过围绕一个具体的主题来创作一本书（比如说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及应用等）可这种想法一共只持续了6分钟，最终还是决定用一种历险的方式来完成这本书。我们当然也会应用当前经济学中一些最好的分析工具，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们跟随着自己的好奇心任意地进行探索。所以我们给自己的研究方法取了一个专有名称：魔鬼经济学。本书中讲述的案例可能并不是标准经济学教材中经常使用的案例，但以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于经济学主要是一套针对某个主题展开研究的工具，所以任何一个主题都不应该超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本来计划成为一名道德家，结果却在这个过程中不经意地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当他于1957年出版自己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的时候，现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亚当·斯密被这种新兴力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所深深吸引，但让他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数字。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社会发展对于人类的影响，经济力量正在迅速改变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为什么有的人会欺骗或偷窃，而另外一些人却不会这么做呢？一个人不经意间作出的选择将会如何影响到其后的一系列人呢？在亚当·斯密的时代，人类的行为动机被放大了10倍。这些变化对他那个时代所产生的震荡和影响，无异于现代社会对于当今人类所产生的震荡和影响。

亚当·斯密研究的真正主题是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撞。在《世俗哲学家》（The Wordly Philosophers）一书的写作过程中，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broner，美国作家和经济学家，他年轻时便以一部描写世界经济学大师思想的著作一举成名。——译者注）曾经疑惑亚当·斯密怎样才能将人类这种自私的动物的行为跟人类社会所运行的道德规范区分开来。“亚当·斯密认为，答案就在于我们能够将自己置于一个第三者的立场，使自己成为一名公正的观察者，”海尔布隆纳写道，“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形成一种确切的理念……并对一个案例进行客观的衡量和评估。”

试想一下，你正在跟一位第三方（这里的第三方也可以是两个人）来研究某个有趣的案例。在这个过程中，你首先需要提出一个以前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比如说：学校老师跟相扑运动员之间有何共同之处？

第1章

学校老师跟相扑运动员

之间有何共同之处

本章将探讨动机的美妙之处，

以及动机所引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欺骗。

谁在欺骗？几乎所有人……

骗子们如何欺骗，怎样抓住他们……

来自以色列日托中心的故事……

700万美国儿童突然集体蒸发……

芝加哥教师的作弊……

为什么作弊之后仍然输了要比通过作弊获胜更加糟糕……

难道相扑，日本最受尊重的运动项目，当中也存在作弊行为吗？……

甜饼经济学家看到的：人类比我们想象得更加诚实。

“我想找到一套工具，然后用它来帮助我们抓住那些恐怖分子，”列维特说道。“我也不清楚怎样才能建立这样一套工具。可只要给我适当的数据，我肯定能找到答案。”

一名经济学家居然想要去抓捕恐怖分子，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唐。再想想看，假如你是芝加哥某学校的一名老师，有一天，你被叫进办公室，你的上司告诉你，那个又瘦又小、戴着眼镜的家伙设计了一套方程式，结果证明你是个骗子，所以你被解雇了。这时你会怎么想，真是荒谬？不是吗？史蒂芬·列维特或许并不完全相信自己，可他确实相信：教师、罪犯、房地产经纪人都会撒谎，政治家，甚至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也都可能撒谎，可数据不会。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假设你是一名日托中心的管理者。你们明文规定家长们必须在下午4时把孩子接走，可家长们却经常迟到。那些迟到家长的孩子们会非常焦虑，而且你还必须留下至少一名老师等待那些迟到的家长们。怎么办？

一些经济学家听说了这个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对那些迟到的家长进行罚款。毕竟，日托中心凭什么要免费照顾那些迟到家长的孩子呢？

于是经济学家们决定在以色列海法市的10所日托中心开展一项研究。该研究一共持续了20个星期，但管理者们并没有立即实施罚款制度。在刚开始的4个星期里，经济学家们只是简单地记录下迟到家长的数量；结果发现，每天每家日托中心平均有8位家长会迟到。于是在第5个星期，管理者决定对迟到的家长进行罚款。日托中心宣布，所有迟到超过10分钟的家长每次要为每个孩子支付3美元的罚款。这笔费用将被记入家长们每个月的账单——家长每月账单的平均金额为380美元。

罚款制度实施以后，迟到家长的数量开始迅速地增加。很快，每个星期迟到的家长就增加到20位，比刚开始时的平均数字增加了一倍以上。显然，日托中心的罚款制度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的动机：人们怎样得到自己想要或者是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当其他人也想要或者需要同样东西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喜欢研究动机，他们喜欢构想出某种动机，然后对其展开研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只要能够设计出适当的

激励机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尽管解决方案可能并非总是那么理想，有时需要强制执行，有时需要采取一些比较严厉的惩罚，有时甚至需要采取一些违反人权的措施，但最初的问题肯定可以得到解决。动机就像是一发子弹，一根杠杆，一把钥匙：动机虽然很小，但它往往具有惊人的威力，能够使形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学会了对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动机，作出响应。如果你不小心碰上了一个热水炉，你的手指就会烫伤；如果你所有的功课都得A，你就会得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如果被人看到你在课堂上挖鼻孔，你就会遭到嘲笑；如果能够成功组建一支篮球队，你在校园里的社会地位显然就会提高；如果违反宵禁规定，你就会被关禁闭；如果在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e，学力评估测试）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你就能够进入名牌大学；如果中途从法学院辍学，你就不得不去父亲的保险公司工作；如果工作得非常出色，被竞争对手公司聘请，那你就有可能成为对方公司的副总裁，而且也不再需要继续为你父亲工作；如果在成为副总裁之后因过于激动而超速行驶，你就会被警察拦住，罚款100美元；如果你实现了自己的销售计划，得到了年度奖金，你就不仅不会担心那100美元的罚单，而且还可以买得起你一直想要的维京越野车。

简而言之，动机是一种督促人们多做好事，少做坏事的方式。某些人（可能是一位经济学家，也可能是一位政治家，也可能是某位父亲或母亲）必须学会制造动机。一个3岁大的孩子会在一个星期内坚持不挑食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她就能赢得一次去玩具店的机会。一家大型钢铁制造商正在往大气中排放过多的废气吗？如果是这样，这家公司会为自己超标排放的废气支付罚金。太多的美国人偷逃个人所得税吗？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帮助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从员工的薪水中直接扣除个人所得税。

动机一般可以分为3种类型：经济动机、社会动机和道德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一项激励计划都会包含这3种类型的动机。比如说近些年来的反对吸烟运动：政府为每盒香烟增加了3美元的“罪恶税”，这是针对烟民们的反面激励；在餐厅和酒吧里禁止吸烟的规定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动机；而当美国政府宣布恐怖分子实际上正是在通过黑市香烟交易来筹集活动资金的时候，这实际上又是一种相当有效的道德激励。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发明了一些最有效的激励因素来制止犯罪。那么你或许会问，为什么现代社会仍然有那么多犯罪呢？或者更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现代社会的犯罪没有急剧增加呢？

毕竟，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盗窃犯、诈骗犯或者杀人犯。在遭受牢狱之灾的同时，我们会失去工作、住房和人身自由等，所有这些从本质上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惩罚，它们无疑起到了强大的抑制犯罪的作用。而且说到犯罪的时候，人们还会想到道德动机（人们不愿意去做一些自己认为错误的事情）和社会动机（人们不想让其他人看到自己做一些错误的事情）。对于某些类型的错误行为，社会动机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在赫斯特·普莱恩（Heste Prynne，霍桑的小说《红字》当中的女主人公，她不顾世俗的反对，在丈夫生死未卜的情况下爱上了一位牧师，结果被迫在胸前挂上红字。——译者注）的《红字》之后，许多美国城市现在都在用“可耻”二字来形容卖淫行为，把那些被判有罪的嫖客（以及妓女）的照片发布到网站上或者是当地的电视系统当中。哪种方式更能遏制卖淫行为呢：对嫖客处以500美元的罚款，还是让他的家人和朋友看到他的照片被张贴在www.hookersandjohns.com上面。

因此，通过一套复杂、随机，并不断调整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动机方式，现代社会尽了最大努力来遏制犯罪。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现代社会的犯罪率并没有显著降低，可是从长远来看，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下面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杀人犯罪（不包括战争中的伤亡）的历史趋势——这显然是最为精确的犯罪统计记录，也是一个社会总体犯罪率最准确的测量仪。由犯罪学家曼纽尔·艾斯纳尔（Manuel Eisner）统计得出的统计数据，囊括了欧洲7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杀人案记录。

杀人案件

（10万人中所发生的案件数）

这些数字在几个世纪当中的急剧下降说明，对于人类最为可怕的问题之一——杀人案件来说，我们共同制定出来的遏制政策正在逐渐发挥作用。

那么以色列日托中心的激励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可能你已经猜到，3美元的罚款金额实在是太小了。那些只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完全可以每天都迟到，这样他们每个月支付的罚金也只不过是60美元，这只有每月日托费用的1/6。与照顾孩子的花费相比，这种价格显然相当便宜。那么如果把罚金增加到100美元呢？这很可能会彻底杜绝迟到现象，但它却无疑会引发家长们的抱怨甚至是投诉。（任何激励本身都是一种平衡的结果，关键是要在两个极端之间把握好平衡。）

除此之外，日托中心的罚款措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是在用经济动机（3美元罚金）来替代道德动机（家长们在迟到时心里所产生的罪恶感）。当罚款政策被实施之后，家长们可以轻易地用几美元来打消内心的罪恶感。而且这笔小金额的罚金还在向家长们传达一条这样的信息，即迟到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日托中心愿意为3美元而忍受家长们的迟到，那家长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为了接孩子而提前结束一场网球赛呢？事实上，当经济学家们取消罚款制度（在该项研究的第十七个星期）的时候，迟到家长们的数量并没有减少。既然迟到了都不用交罚金，而且也不会有罪恶感，那他们为什么不迟到呢？

这就是动机本身奇怪而强大的力量。一个轻微的调整就可以产生戏剧性，而且常常是出乎意料的结果。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mn，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名领导人，《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第三任美国总统。——译者注）在研究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成立时间大致在1773年，因反对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税而策划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并最终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译者注）和美国革命的时候曾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诡异，一项2美分的不合理荼叶税都会改变所有居民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研究者们进行了一项研究，跟以色列日托中心的研究类似，该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道德动机和经济动机之间的关系。在这次研究当中，研究者们希望了解献血背后的动机。他们发现，当人们因为献血而得到一小笔奖金而不是为自己的这种无私行为得到赞扬的时候，他们的捐赠行为就会大大减少。这笔奖金把献血从一种高尚的慈善行为变成了一种赚点小钱的生财之道，人们显然不会因为那笔小额奖金而去献血。

如果捐赠者可以获得50、500甚至是5000美元的奖金呢？捐赠者的数量肯定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但与此同时，其他因素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因为所有的动机都会有其黑暗的一面。如果每550毫升（美制1品脱）血液的价格突然涨到5000美元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报名参加献血。他们甚至会偷血，用猪血来冒充人血或者使用伪造的身份证来规避医院的献血限额。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诚实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像W.C.费尔兹（W.C.Fields）说过的那样：越有价值的事物越容易引发人们进行欺骗动机。

哪些人会进行欺骗呢？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欺骗。你也许会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不会骗人。那么想想看，你是否曾经在象棋比赛中作过弊。或者是你想到办公室的休息室里拿块甜饼，但却突然找不到1美元硬币。于是你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走了甜饼并告诉自己你下次会双倍奉还，而事实上，你并没有那样做。

无论人类设计出了怎样的激励机制，总是会有一群聪明或者不那么聪明的人在试图寻找方法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欺骗或许是人类的本性，它无疑是几乎所有人类活动当中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欺骗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用更少的代价换来更多的回报。所以不仅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大人物，比如进行内部关联交易的CEO、在比赛中作弊的球员或者是吸毒的政治家，会欺骗；普通的服务生也会欺骗，他们会把小费塞进自己的腰包，而不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沃尔玛的经理也会欺骗，他们会打开电脑，删减下属员工的加班记录，从而使自己的表现看起来更加优秀；就连三年级的学生也会欺骗，由于害怕自己不能升入四年级，他们在考试的时候抄袭同桌的答案。

有些欺骗行为几乎不会留下任何证据，而有些欺骗行为则会留下相当明显的痕迹。想想1987年一个春天的午夜发生的那件事情：700万名美国儿童突然消失了！难道发生了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绑架案？并非如此。事情发生在1987年4月15日晚上，美国国税局改变了一项规定。因为要为每个出生的孩子提供具体的社会安全号码，所以他们需要这些孩子的税务记录。突然之间，700万名儿童：些前一年刚刚被登记到1040张表格当中的“幻影儿童“一集体蒸发了，这说明美国有将近10%的儿童实际上是被捏造出来的。

这些纳税人进行欺骗的原因相当明显。服务生、经理、三年级学生也是如此。可三年级学生的老师们情况又怎样呢？他们是否有进行欺骗的动机呢？如果有，他们是如何进行欺骗的呢？

假设你现在已经不再经营海法市日托中心了，你现在是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管理者，每年有40万名学生要在你所管辖的系统当中接受教育。

当前在美国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学生们当中，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就是“高关联“测试。所谓高关联，就是指测试的目的不仅要测出学生的进步水平，而且学校还要对学生的测试结果担负越来越大的责任。

联邦政府采取强制措施推行这种测试，并将其作为“所有孩子生而平等”法令的一部分，在2002年由布什总统签署通过。可即便是在这项法律实施之前，大多数州就已经开始每年在小学和中学对学生进行标准化测试。有20个州对那些成绩优异或者学生成绩有明显改进的学校进行了奖励，有32个州对那些表现不好的学校进行了处罚。

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Chicago Public School System，以下简称：CPS）于1996年开始实施高关联测试。根据规定，分数不高的学校将进入“观察期”，并很可能被关闭，所有教职工都可能会面临失业。CPS也废除了以前所谓的社会推动政策。在此之前，只有那些能力很差或者是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才会留级。而现在，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要想升级，所有的三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学生都必须达到依阿华基本技能测试（一种由一系列多项选择题组成的标准化测试）的最低分数要求。

支持高关联测试的人认为，这种测试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水平，使得学生更有动力去学习。而且如果有些学生因为测试成绩不合格而无法升级的话，他们就不会进入更高的年级，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学生的进步。而反对者们则担心有些学生可能会因为偶尔成绩不好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老师们也可能会因此一味强调提高学生们的应试技能，而放弃其他更加重要的教育内容。

当然，只要是考试，学生们就可能作弊。但高关联测试同时也大大改变了教师们的心态，使得他们也会进行欺骗了。在进行高关联测试的时候，那些学生成绩不好的教师可能会受到审查，或者失去加薪或升职的机会。如果整个学校学生的成绩都不理想，政府就会停止对他们进行资助；如果学校被列入观察名单，教师们很可能会因此被解雇。当然，高关联测试同时也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些正面的激励。比如说如果学生成绩好的话，教师可能会受到表扬、升职，或者是加薪：加利福尼亚州就曾经宣布为那些成绩优异学生的教师提供高达2.5万美元的奖金。

当一名教师仔细分析一下自己所面临的激励政策的时候，他就会考虑去努力提高学生的分数，而且还有一个因素会让他下定决心：很少有人会怀疑教师们会进行欺骗，事实上，教师们的欺骗行为几乎从来没有被发现过，更没有教师因为进行欺骗而遭受惩罚。

那么教师会通过哪些方式进行欺骗呢？方法有很多，有的方法很露骨，有的则非常隐秘。奥克兰的一名五年级学生最近回到家里，高兴地告诉妈妈他们那位“超级和蔼”的老师已经把州考试题的答案全都写在黑板上了。这样的情况当然非常少见，很少会有人把自己的命运放在30个尚未成年的证人手上，即便是最糟糕的教师也很少会这样做。（奥克兰的这位老师因此遭到解雇。）事实上，教师们还可以通过许多更加微妙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分数。比如说他们可以在考试中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如果能够通过一些不正当的途径提前拿到试卷的话，她们就可以事先给学生讲一些有针对性的例题。或者他可以对学生进行“应试教育”，根据往年的考试题目来设计自己的教学计划，当然这不能被看成是一种欺骗，但它无疑违反了测试的初衷。由于所有的测试都是以多项选择的方式进行的，即使学生给错了答案也不会被倒扣分，所以教师可以告诉自己的学生在时间不够用的时候随便填写答案，比如说在所有的答题栏里都填上B或者是B和C交叉填写。他甚至可以在学生们离开考场之后自己帮他们填充那些空白的地方。

可如果一名教师真的想欺骗的话，他完全可以在把学生的试卷放进电子扫读仪判定分数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擦掉那些错误的答案，填上正确的答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些作弊者呢？

首先我们应该学会从一个作弊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你打算通过这种方式来作弊的话，你可能并不会擦掉太多的错误答案，那样显然太露骨了。你通常也不会去改正所有学生的答案，这样也太露骨了。而且你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试卷通常会在考试结束之后很快就要上交。所以你可能只选择连续8个或10个问题，然后抽出1/2或2/3学生的答卷，修改上面的答案。你可以轻松地记住几个答案的顺序，然后可以抽出一些学生的答卷，按照这种顺序来修改他们的答案，这种做法显然要比单个修改答案快多了。你甚至可能会修改答卷最后部分的答案，因为这部分问题通常难度较大。通过这种方式，你的修改效果会更大一些。

如果说经济学主要是一门研究动机的学问的话，那它也同样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可以帮助人们如何响应动机的统计工具。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数据。

下面我们将对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进行分析。我们得到了一个试题答卷数据库，其中包括了1993年—2000年之间所有三年级到七年级学生的考题答案。每年每个年级大约有3万名学生参加考试，所以该数据库中一共包含了超过70万份答卷，将近1亿个答案。这些数据以班级为单位组织起来，其中包括了每个学生在所有科目中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没有得到实际的答卷；因为按照惯例，这些答卷通常会在考试结束之后立即被销毁。）这些数据还包括了一些关于所有教师以及所有学生的人数统计信息，以及学生们在这次测试之前及之后的考试成绩，这些数据在判定教师作弊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

有了这些资料之后，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方程式，从一大堆数据当中得出有用的结论。试想一下，如果某位老师有作弊行为的话，她班里学生的成绩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

首先我们需要找出某个班里那些让人感到奇怪的答案模式：比如说可能会有很多学生的答案，尤其是在那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上，完全相同。如果10名非常聪明的学生（根据他们以前和以后的成绩进行判断）答对了试卷的前5个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是最简单的），那么他们的答案并不值得怀疑。但如果10名成绩通常比较差的学生完全答对了试卷的最后5个问题（这些问题的难度通常是最大的），这个班级就值得好好研究一下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某位学生在一次考试当中的答案模式非常奇怪，比如说他回答对了所有比较困难的问题，却答错了那些比较容易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发现某个班里的学生某次考试的成绩远远高出该班级以往的成绩水平（并在随后的考试中成绩又突然下降）的时候，我们也会使用该方程式对其进行分析。如果某个班里的学生在某次考试中成绩突然得到极大提高，那首先可能是因为这个班级有一位优秀的教师；但如果该班的成绩在随后的考试中又急剧下降的话，那很可能这个班级上一次的成绩是由于某种人为原因造成的。

下面我们将给出一个具体的案例。这是芝加哥两个六年级班级在同一次数学考试中的答案。水平一组的数据表示一位学生在考试中所给出的答案。字母a、b、c或d表示正确的答案；而数字则表明该学生在回答这一题的时候给出的是错误的答案，我们用1表示a，2表示b，以次类推。0则表示该学生没有回答该问题。分析结果显示，其中一个班级的老师肯定有作弊行为，而另外一个班级则没有作弊。你可以先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判断两个班级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是不容易用肉眼判断出来的。

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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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猜到是A班作弊的话，那恭喜你了。下面我们再次给出这两个班的答案数列，只不过这次我们使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了处理，用我们所设计的方程式标明了可疑的答案模式。

A班

（使用方程式进行分析之后）

01.112a4a342cb214d0001acd24a3al2dadbcb4a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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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看看那些黑粗体的答案。难道这22名学生当中的15名是通过自己的计算给出了6个连续的正确答案（即d-a-d-b-c-b数列）吗？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这些问题通常都在试卷的后半部分，它们的难度通常会大于前面的问题。第二，这些学生很少会在该试卷的其他任何部分完全答对6道题目，所以他们不大可能在试卷后半部分连续答对6道难度较大的题目。第三，这15名学生在前半部分的答案几乎没有任何重复之处，可他们却在这6道问题的答案上完全一样。第四，这些学生当中有3位（第19、12位）至少在前半部分有3道问题，在试卷的最后部分也有一些问题给出了空白答案。这说明这些学生后半部分连续答对6道问题的现象不是由学生本人而是由老师造成的。

关于这串可疑的答案数列还有另外一点奇怪之处。在这15名考生当中，有9名学生6个正确答案之前都有一串相同的答案，即3-a-1-2其中有3个错误答案。而且在所有15名考生当中，6个正确的答案之后都跟着同样的错误答案——4。为什么这位作弊的老师会擦掉学生的答题卡，然后又在上面填上一些错误的答案呢？

或许这只是一种策略。一旦他的作弊行为被发现，他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就可以指出这些错误的答案，以此来证明自己并没有作弊。或者她本人也不知道正确答案，这虽然听起来有些可笑，但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在标准化考试当中，老师通常也不会有正确答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猜到为什么她学生们的分数需要修改了，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老师。

判定A班老师作弊的另外一个指标是该班的总体成绩。当那些六年级学生正在本学年的第8个月接受考试的时候，这些学生至少要得到6.8分的平均分才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五年级学生的平均分是5.8，七年级学生的平均分是7.8分，以此类推。）A班的学生六年级测试的平均分是5.8分，这比他们应当取得的分数整整低了一级。所以这些学生的学习水平显然并不理想。而在一年之前，这些学生的成绩甚至更差，他们在五年级进行测试的时候平均成绩只有4.1分。这也就是说，A班的学生在一年的时间里成绩提高了1.7分，几乎是两个学年的标准。但这种奇妙的提高只是昙花一现。当这个班的学生升入七年级的时候，他们的平均成绩立即下降到了5.5分，低于平均成绩两个档次，甚至比他们在六年级时候的成绩还要差。我们在下页的表格中列出了A班3个学生在3年当中的惊人落差。

相比之下，虽然B班的学生成绩也很差，但他们至少比较诚实地取得稳步的提高，3年当中该班的平均成绩分别为：4.2、5.1和6.0分。而A班所有学生在一年之间突然变得聪明起来，然后又在第三年的时候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其中的奥秘或许就在于他们六年级老师手中的2号铅笔。

A班3个学生在3年中的平均成绩

A班学生的表现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们的成绩显然很差，这使得他们很可能成为高关联测试的目标对象。其次，一旦升入七年级之后，这些学生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因为他们原以为自己是因为分数达到合格水平才升入七年级的。（事实上，这也正是“所有孩子生而平等”的政策。）他们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六年级的成绩的；如果七年级的老师们看了这些学生的成绩之后，必然会预想他们将在七年级时有良好的表现而结果自然也会大失所望。这或许是高关联测试当中最为残酷的现象。一位有欺诈行为的老师或许会告诉自己他只是在帮助学生，可事实上，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帮助自己。

通过对整个芝加哥公立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每年200多个班级所进行的测试当中，至少有大约5%的班级存在作弊行为。我们的方程式只能判断出那些非常明显的作弊行为，也就是当老师系统性地修改学生答案，然而很多微妙的作弊却无法统计出来，所以5%只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在最近进行的针对北卡罗莱纳州教师的一项研究当中，大约35%的被调查者反映自己曾经亲眼目

睹过自己的同事在通过某种方式作弊，有的是给学生更多的时间，有的是向学生暗示答案，还有的则干脆动手修改学生的答案。

一位有作弊行为的老师通常会有哪些特点呢？芝加哥的数据表明，男性教师和女性教师进行作弊的倾向性是相同的。那些作弊的老师通常会更加年轻一些，他们的教学水平也低于平均水平，而且他们更容易在引进高关联测试之后进行作弊。因为芝加哥的数据涵盖了从1993年2000年的所有资料，当然也包含了1996年高关联测试的引入后的资料。可以肯定，1996年的时候，芝加哥教师的作弊行为会有一个较大的增加。在通常情况下，那些班级成绩最差的老师最容易作弊。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加利福尼亚州最终取消奖给教师的2.5万美元奖金，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怀疑大部分奖金都流进了作弊者的口袋。

当然，并非所有的分析结果都如此令人沮丧。除了发现作弊者之外，我们的方程式还可以找出那些最为优秀的教师。分析结果表明，优秀教师的学生在容易题目上的正确率越来越高，这说明他们的学习水平确实有所提高。而且他们也会把自己在本学年中取得的进步带进下一学年。

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分析结果都会被束之高阁。可在2002年上半年的时候，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新任CEO阿恩·邓肯（Arne Duncan），与研究者们联系，想确认那些被方程式认定为作弊者的教师们确实在作弊，并随之采取相应的措施。

邓肯似乎并不是一个天生要当官的人。被任命为CEO的时候，他只有36岁，曾经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还在澳大利亚打过职业篮球比赛。担任CEO之前，他在CPS只有3年的工作经历，而且大都从事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他甚至从来没有自己的秘书。邓肯自小在芝加哥长大，但这对他并没有任何不利影响。他父亲在芝加哥大学讲授心理学；母亲40年来一直在一个贫穷社区经营一个课余项目（指为贫苦人家孩子们开设业余活动项目，这种项目只在孩子们课余时间进行，而且并不向参加者收费。——译者注），没有任何收入。当邓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玩伴都是他母亲照顾的穷孩子。所以接管公立学校系统之后，他开始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学生及其家长，而非教师和教师工会所关心的问题上。

邓肯坚信，清除作弊教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重新进行一场测试。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能对120个班级进行重新测试，于是他请作弊方程式的创立者们帮助他判断该对哪些班级进行测试。

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这120次重新测试的机会呢？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只对那些有作弊嫌疑的班级进行测试。可即便是这些班级的分数下降，教师们也可以辩解说那是因为学生们并不在乎这次考试的结果，因为所有的学生都会事先被告知这次测试的结果并不会列入他们的正式成绩记录。所以要想使重新测试的结果更有说服力，组织者需要找出一些没有作弊嫌疑的班级作为控制组。那么最好的控制组是哪些呢？显然是那些优秀教师所带领的班级，这些班级学生们的成绩提高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水平确实提高了。如果在进行重新测试之后，这些班级的学习成绩仍然保持不变，而那些作弊嫌疑班级的成绩直线下降，那么有作弊嫌疑的教师们就很难有任何借口了。

研究者们很快确定了参加重新测试的班级。在参加重新测试的班级当中，有超过一半以上是那些有可能作弊的班级。其他的则是优秀教师（分数很高，但却没有可疑的答案模式），以及那些成绩一般并且没有可疑答案模式的班级。

按照计划，第二次测试将在首次测试之后几周内举行。学生们并没有被告知进行这次测试的原因。他们的老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测试。可他们知道，监督这次测试的，将是CPS的官员，而非学校的教师们。教师们也被要求走进教室，跟他们的学生们待在一起，可他们不能接触学生们的答题卡。

结果正像作弊方程式预料的那样。在那些被选为控制组的班级当中，学生们的分数几乎跟上次测试结果完全相同，甚至略有上升。相比之下，那些被怀疑作弊的教师的学生分数则显著下降，他们的测试结果甚至比年级平均水平整整低了一个档次。

结果，CPS系统开始解雇那些有作弊行为的教师。该系统根据此次测试的结果解雇了十几名教师，并对其他有作弊嫌疑但却无法确认的教师提出了警告。芝加哥研究的最终结果再次表明了动机的力量：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教师的作弊行为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

你可能觉得作弊教师的水平会随着其任课年级的提高而有所提高。可2001年秋季乔治亚大学进行的一项测试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该测试的课程名称叫“篮球教练原理及策略”，试卷一共包括20个问题，其中有：

一场大学篮球比赛当中有多少中场队员？

a.1　b.2　c.3　d.4

在篮球比赛当中，3分线外投篮命中应该得多少分？

a.1　b.2　c.3　d.4

在乔治亚州，所有高中高年级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项考试是什么？

a.视力测试（Eye-sight Exam）

b.现场能力测试（How Do the Grits Taste Exam）

c.计算机臭虫控制测试（Bug Control Exam）

d.乔治亚毕业测试（Georgia Exit Exam）

在你看来，美国一号赛区最优秀的助理教练是谁？

a.让·吉尔萨（Ron Jirsa）

b.约翰·菲尔弗雷（John Peiphrey）

c.小吉姆·哈里克（Jim Harrick Jr.）

d.史蒂夫·沃希霍斯基（Steve Wojciechowski）

如果你觉得最后一个问题有些莫名其妙的话，那么需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这门课程的指导教师正是小吉姆·哈里克，这所大学篮球队的助理教练。而且还需要提醒的是，他的父亲，老吉姆·哈里克（Jim Harrick Sr.），是乔治亚大学的篮球教练。毫不奇怪，“教练原理”是哈里克球队中所有运动员最喜欢的课程。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得到A。不久之后，两个哈里克都被解除了教练职位。

教师的职责是通过以身作则来向学生们灌输有益的价值观念，如果你觉得芝加哥学校的教师和乔治亚教授们的欺骗行为是一种耻辱的话，那么相扑运动员的作弊行为同样让人感到震撼。在日本，相扑不仅是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它还包含了这个国家所有的宗教、军事和历史情感。相扑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是为了满足日本天皇的某种需要，可该运动在日本的神圣地位是任何美国运动都无法比拟的。事实上，相扑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竞技比赛，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荣誉。

确实，运动和作弊总是形影不离。在那些输赢界线泾渭分明的比赛当中作弊往往更加普遍。奥林匹克田径和举重运动员、环法自行车比赛车手、足球和垒球运动员，都曾经服用过在一些比赛中会给自己带来优势的药物。事实上，进行作弊的不仅仅是参与者，精明的垒球俱乐部经理也会不择手段地打探竞争对手的底细。在2002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花样滑冰比赛当中，人们发现一名法国裁判和一名俄罗斯裁判有交换投票行为，其目的在于保证本国的选手能够获得奖牌。被控操纵该事件的人是一位名叫亚历姆山·托克塔乌诺夫（Alimzhan Tokhtakhounov）的俄罗斯大亨，他同时被怀疑操纵了莫斯科的选美比赛。

那些被确认作弊的运动员通常会受到谴责，但他的大多数拥护者们往往会对他的动机表示理解：是他的求胜心让他冒险去违反规则。（就好像垒球运动员马克·格雷斯（Mark Grace）曾经说过的那样，“要是你不作弊，那只能说明你没有竭尽全力。”）一个作弊之后仍然失败的运动员很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1919年芝加哥白袜子球队因被怀疑与赌徒串通操纵当年的世界杯比赛（由于这次事件，人们从此改称其为“黑袜子”）而败坏了名声，结果就连业余垒球迷们也对其嗤之以鼻。纽约城市大学的冠军垒球队曾经因其犀利而猛烈的打法而赢得了大批支持者，然而在1951年的比赛当中，该球队的几名运动员被发现收取黑钱（他们故意失掉几个球以帮助场外的赌徒赢钱），结果该球队从此以后便声名不振。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泰利·马罗（Terry Malloy），《在江边》一片中，由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扮演的饱受折磨的拳击运动员。正像马罗说过的那样，他的所有烦恼都来自于他的那场比赛（他在该场比赛中被判定有作弊行为）。否则的话，他完全可以继续参加比赛，甚至可能成为冠军。

如果作弊之后仍然失败被看成是体育运动最大的罪恶，如果相扑运动是一个伟大国家中最为神圣的运动项目，那么相扑运动中几乎不应该存在任何作弊行为。不是吗？

我们将再次用数据来说话。就好像对待芝加哥学校系统的测试一样，在研究相扑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数量惊人的统计数据：1989年1月到2000年1月间几乎日本所有顶级官方相扑比赛的记录，其中包括281名相扑手进行的3.2万场比赛。

相扑运动的激励因素极为复杂和强大。一名运动员的排名几乎会影响到他生活的各个方面：能赚多少钱，能够带多少名随行人员，他的食物质量、睡眠质量等等。在日本，最顶级的66位相扑手被认为是相扑精英，他们被称为“关取”（即日本最专业的相扑运动员，他们可以通过参加相扑运动来领取薪水。——译者注）。最顶级的相扑手每年可以赚到数百万美元，他们在日本会享受到皇族一般的待遇。排名前40位的相扑运动员每年至少可以赚17万美元。而排名前70位的相扑手每年只能赚到1.5万美元。所以精英阶层之外的相扑手日子并不好过。那些档次较低的相扑手必须伺候那些高级的相扑手，为他们准备食物，帮他们打扫卫生，甚至还要帮他们洗澡。所以对于相扑手来说，排名几乎决定了一切。

相扑手的排名主要是根据他在精英巡回赛中的表现来确定的，该赛事每年举行6次，因为每位相扑手在每次巡回赛中要进行15场比赛，所以他平均每15天就要参加一次比赛。如果他在巡回赛中能够获胜的话（比如说在15场比赛中能够赢得8场或者更多），他的排名就会上升。如果他在比赛当中失利，他的排名就会下降。如果下降的幅度过大，他就会被踢出精英等级。所以在每次巡回赛当中，第八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事关一名相扑手的前途命运；所以赢得第八场比赛的价值要比赢得一场普通比赛的价值高出3倍。

因此对于那些在前14天比赛当中得到7胜7负结果的相扑手来说，最后一场比赛就变得至关重要，跟那些在前14场比赛当中8胜6负的相扑手比较而言，前者赢得这场比赛的意义显然更大。

那么，一位8胜6负的相扑手是否会故意让一位7胜7负的相扑手打赢自己呢？相扑比赛主要是力量和速度的较量，每场比赛的关键通常只有那几秒钟，所以让自己被摔倒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相扑运动员是如何作弊的。那么我们可以怎样通过分析数据来证明一位相扑手是否作弊呢？

首先我们需要找出一些具体的案例，即那些处于决胜局的相扑手和已经稳操胜券的相扑手之间的比赛。（因为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相扑手在巡回赛中取胜的次数都是7场、8场或9场，所以符合这一标准的案例不胜枚举。）当两位都处于决胜局的相扑手相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比赛通常不会存在作弊，因为两位相扑手都需要赢得这场比赛。而当一位已经赢了10场或更多场比赛的选手通常也不会放弃一场比赛，因为根据比赛规定，巡回赛冠军将赢得10万美元奖金，以及“杰出技术奖“、“战斗精神奖“等一系列价值2万美元的奖金。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下面的统计数据，它显示了7胜7负选手与8胜6负选手在最后一场比赛中的统计结果。左边一栏表示该组选手取胜的概率，是研究者根据所有过去的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该选手取胜的可能性。右边一栏则代表这些选手实际获胜的概率。

因此，根据以往的结果，那些7胜7负选手在比赛中取胜的概率不会超过50%。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次巡回赛中的记录表明，那些8胜6负的相扑手通常水平要高一些。可事实上，在跟8胜6负相扑手进行的10场比赛当中，那些7胜7负的选手获胜的概率几乎为80%。在跟9胜5负选手较量的时候，7胜7负选手的成绩也同样让人感到震惊：

虽然看起来非常可疑，但是单单一个高胜算百分比并不能证明一场比赛当中有人作弊。也许是由于最后一场比赛至关重要，所以那些7胜7负选手在这场关键的比赛当中自然会更加努力。但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其他证据来证明这场比赛当中确实有作弊行为。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什么样的动机才能使一名相扑手故意输掉一场比赛？有可能他会接受贿赂（这显然不会出现在记录当中。）或者两位相扑手之间可能会作了一些其他安排。记住，进入精英行列对于一名相扑手非常重要。66名顶级相扑手每两个月就会跟其他15名相扑手进行比赛。而且所有的相扑手都属于某个训练所，这些训练所通常都是由前任相扑冠军在管理，所以即便是两家相互竞争的训练所也会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根据比赛规定，来自于同一家训练所的相扑手不会出现在同一场比赛当中。）

现在让我们看看7胜7负相扑手和8胜6负在第二次相遇（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都不是决胜局）时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比赛双方都没有太大压力。所以你可能会觉得那些7胜7负相扑手很可能会像在以前的比赛当中遇到同样的对手时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至少应该有50%的胜算。你肯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胜算可以高达80%。

结果表明，那些在前14场比赛中7胜7负的选手在重新进行比赛的时候，获胜的概率只有40%。在一场比赛当中的胜算为80%，而在另外一场比赛中的胜算却下降到了40%，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为符合逻辑的解释莫过于，这些相扑手事先达成了协议：今天这场比赛对我非常关键，如果你今天让我获胜，我下次就让你赢。（当然，这种安排也不排除现金交易。）有趣的是，当这两名相扑手再次相遇的时候，上次输掉的那位相扑手在这次比赛当中取胜的概率会增加将近50%，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协议通常只适用于两场比赛。

并非只有单个相扑手的成绩记录值得怀疑。许多相扑训练所的集体记录同样让人感觉有些不正常。当一家训练所的相扑手在决胜局中赢得另外一家训练所相扑手，他们通常会在下次遇见对方训练所相扑手的时候输掉比赛。这说明，在相扑比赛当中，有人正在操纵一些最高层次的作弊行为，就好像奥林匹克滑冰裁判互换投票一样。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对相扑运动员的作弊行为提出制裁。日本相扑协会的官员通常会把这种指控斥为无中生有。事实上，即便把“相扑”和“作弊”等字眼放在同一个句子里，都会引起全国性的愤怒情绪。当他们的全民性运动的诚信度受到指责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主动维护这项运动的神圣性。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指控时不时地出现在日本媒体上。这些偶尔出现的媒体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研究相扑运动中腐败问题的资料。毕竟，媒体报道本身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推动性因素，如果两名相扑手或者他们的训练所有作弊行为的话，当大批记者开始进行采访报道的时候，他们至少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

那么媒体报道将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呢？数据表明，在那些紧随着媒体报道之后举行的相扑巡回赛当中，7胜7负选手在跟8胜6负选手进行对决的时候获胜率只有50%，而非平时的80%。无论怎样对这些统计数据进行细分，它们至少都能说明一个问题：相扑运动中存在作弊行为。

几年前，有两名前任相扑手公布了大量的比赛作弊资料。他们指出，除了在比赛中作弊之外，相扑运动中还存在大量的吸毒、性滥交、贿赂、逃税等行为，许多相扑运动员还跟日本黑帮山口组之间有联系。很快，这两名相扑手开始接到恐吓电话；其中一名相扑手告诉自己的朋友，说他担心自己很可能会被山口组干掉。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准备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相扑运动的内幕。可就在新闻发布会之前没多久，两位相扑手突然死掉了，两者的死亡时间相隔只有几个小时，而且是在同一家医院，患有同样的呼吸道疾病。警察宣称没有发现证据证明这是谋杀，所以没有展开调查。“这确实非常奇怪，两个人居然会在同一天死在同一家医院，”一家相扑杂志的编辑，三宅健充（Mitsuru Miyake）说道，“可没有人看到他们被人投毒，所以人们只能怀疑，却没有办法来证明这是一场谋杀。”

无论他们的死是否出于人为原因，这两个人确实做了一些其他相扑手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列出了一张具体的名单。在上文数据所囊括的281位相扑手当中，他们指出有29名在比赛中作弊，有11名完全清白。

当我们把这两位相扑手所提供的资料跟上面的分析结果综合考虑后，结果又会怎样呢？在两名可能作弊的相扑手进行比赛时，那些处于决胜局的相扑手有80%的获胜机会。而当一位决胜局相扑手所面对的是一位没有作弊嫌疑的对手时，他们获胜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当一名有作弊嫌疑的相扑手面对一位没有被列入名单的相扑手时，比赛结果跟两位作弊选手的比赛结果相似，这说明

名单中没有提到的许多相扑手也都有作弊行为。

所以如果相扑手、学校教师，还有日托中心的家长们都会欺骗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欺骗是一种植根于人性的现象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人类到底有多堕落？

答案或许就在小甜饼的故事当中。下面我们来讲一讲保罗·费尔德曼（Paul Feldman）的故事。

费尔德曼年轻时曾经有过很多远大的理想。作为一名农业经济学家，他梦想着能够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饥饿问题。可结果呢？他在华盛顿特区找了一份工作，负责分析美国海军的武器开支，当时是1962年。在以后的20年里，他的工作内容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他有一份相当高级的工作，领着不错的薪水，可他并不十分喜欢自己的工作。在他所在的部门举办的一次圣诞节晚会上，同事们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们，他们并没有把费尔德曼介绍成“公共研究小组组长（这是他当时的工作）”，而是“给大伙带小甜饼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费尔德曼只是偶尔把小甜饼带到办公室，因为每次他们赢得一笔合同的时候，老板总是要犒赏下属一番。可慢慢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星期五，他都会带些小甜饼到办公室，还有一把锯齿刀，以及一些奶酪。当其他办公室的员工们听说有小甜饼的时候，他们也想要一些。最后，他每个星期都要往办公室带15打甜饼。为了收回成本，他准备了一个收钱的盒子，并且在上面写出了具体的价格，那些拿走小甜饼的人通常会在盒子里投入相应的钱。在所有取走小甜饼的人当中，付钱者的比例高达95%：而且在费尔德曼看来，那些没付钱的人可能只是一时疏忽，而不是故意欺骗。

1984年的时候，他的研究机构更换了新的领导人，费尔德曼考虑了一下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前途并不光明。于是他决定辞去工作，专职卖甜饼。他的经济学家朋友们觉得他筒直是疯了，可他的妻子支持他的决定。他们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负担了：他们一共有3个孩子，其中最小的那个就要大学毕业了，而且他们刚刚付清了房屋贷款。

从那以后，费尔德曼就开着车绕着办公区到处兜售自己的甜饼。他的方式非常简单：每天一大早，他就会把甜饼送到公司的零食间，并在甜饼盒旁边放上一个现金盒。然后他会在午饭之前来取回现金盒以及没有卖掉的甜饼。这种收款方式完全凭借客户的自觉性，可它确实有效。几年之内，费尔德曼的业务规模蒸蒸日上，他每个星期要为140家公司配送8400块甜饼，挣的钱几乎跟他做研究员时的薪水一样多。而且他还完全脱离了格子间的生活，现在他过得非常开心。

他还在无意当中进行了一场绝妙的经济学实验。费尔德曼一开始就对自己的业务进行了严格的记录。通过将收上来的钱跟实际被取走的甜饼之间进行对比，他发现自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衡量客户的诚实度。比如说他可以判断一家公司中是否有偷窃行为？如果有的话，那么这家公司跟那些没有偷窃行为的公司各自都有着怎样的特点？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偷窃，在什么情况下不会？

事实证明，费尔德曼偶然进行的这场研究为一直困扰学者们的某种欺诈问题——白领犯罪打开了一扇窗口。（尽管涉及的金额很小，但偷窃小甜饼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行为。）一个卖甜饼的人居然在研究白领犯罪这样的大问题，这听起来确实有些可笑。但在很多时候，重大的问题往往都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小问题打开缺口的。

虽然很多学者在研究像安然那样的大公司，可他们对白领犯罪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数据。研究白领犯罪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很少会亲眼目睹人们的犯罪过程。大多数贪污者都过着平静且幸福的生活，因为那些盗窃公司财物的员工很少被发现。

人们很容易判别眼前的抢劫或谋杀行为。而且这种犯罪都会有具体的受害者，受害者一般都会向警察报告情况，这自然就会形成一定的资料，而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又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得出大量的研究结果。相比之下，白领犯罪几乎没有明确的受害者。想想看，安然公司的那些首脑们到底在从谁那里偷窃财物呢？如果你不知道一件事情的发生对象是谁，发生的频率如何，或者严重程度如何，你又怎么能对这件事情展开研究呢？

保罗·费尔德曼的甜饼生意不一样。它有具体的受害者——保罗·费尔德曼。

刚开始做甜饼生意的时候，根据以往在自己公司的经验，他预测会有95%的客户付钱。可就像街道犯罪一样，那些有警察的地方案发率通常会比较低，所以，95%的支付率并不具有普遍性，实际上，是因为保罗·费尔德曼的存在，他的同事们才会付钱的。不仅如此，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那些吃甜饼的人都认识费尔德曼，对他有一定的感情。大量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表明，根据提供者以及具体情景的不同，人们会愿意为同样的产品或服务支付不同的价格。在，1985年的“啤酒与海滩”研究当中，经济学家里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发现，一位口渴的日光浴者会愿意花2.65美元去度假旅馆买啤酒，但如果啤酒是从一家简陋的杂货店拿来的话，即便是同样的啤酒，他们也只愿意支付1.5美元。

在现实世界中，费尔德曼学会了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支付率并不会达到95%。于是他开始把那些支付率超过90%的公司认定

为“诚实的公司”。支付率介于80%—90%的公司为“差强人意的公司”。如果一家公司的支付率一直低于80%，费尔德曼就会在甜饼盒上贴上一张告示，上面写道：

从今年开始，制作甜饼的费用大大上涨。更糟糕的是，那些取走甜饼却不付钱的人数也同样大大增加。不要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我想没有人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偷窃是一种好行为，那你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刚开始的时候，费尔德曼用一个敞口的空盒子收钱，可他发现收上来的钱经常会不翼而飞。于是他开始尝试用咖啡罐，并在上面钻了一个可以塞钱的小口，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也行不通。最后他决定做一些小的胶合板盒子，再在上面开一个小口。这个方法效果好极了。每年他都会投放大约7000个盒子，平均来看，他每年只损失一个盒子。这个统计数据非常有趣：那些经常偷窃甜饼的人，居然几乎从来不偷他的钱盒子。从费尔德曼的角度来看，那些吃甜饼不付钱的人实际上是在犯罪；可那些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却可能并不这么认为。这种差别可能并不是因为其中涉及到了多少钱（费尔德曼的甜饼每个只卖1美元，包括奶酪在内），真正的原因是“犯罪者”的身份。那些吃甜饼不付钱的人很可能习惯在自助餐厅倒水的时候顺便取走一杯苏打水，但他们很少不付餐费。

那么关于甜饼的统计数据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近年来，商业界的总体薪酬呈现出两个值得注意的趋势。首先是薪酬水平长期持续下降，这种现象从1992年就已经开始。到了2001年夏天，员工薪酬的总体水平下滑了将近87个百分点。但就在“9·11”事件之后，薪酬水平突然上升了整整2个百分点，而且一直没有再次大幅下滑。（如果薪酬增加2个百分点听起来好像并不多的话，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一下：甜饼的未支付率从13个百分点下降到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偷窃行为几乎下降了15个百分点。）因为费尔德曼的许多客户都在从事着跟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这种现象解释为“9·11”事件所激发的爱国情绪。

这些数据还表明，规模较小的公司要比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加诚实。一家几十人的公司支付甜饼钱的概率通常要比一家拥有几百名员工的公司高出3—5个百分点。这听起来似乎感觉有些违背常理。因为在那些人数较多的办公室里，经常会有更多的人光顾甜饼盒，所以会有更多的人监督购买者是否往钱盒里投钱。可当我们把大公司跟小公司中的支付水平进行比较的时候，“甜饼犯罪”似乎跟大街上的犯罪行为颇为类似。我们发现，乡下的犯罪率要远远低于城里的犯罪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乡下犯罪的人通常更容易被人发现（并因此被抓住）。而且，小型社区通常更容易对犯罪者施加较强的社会压力，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压力就是耻辱感。

甜饼试验还说明了一个人的心情会对他的诚实度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说天气就是一个主要因素。在那些让人感到特别舒服的日子里，购买者的支付意愿通常也会比较高；而那些反常的气候，比如说大风大雨，通常会让购买者进行欺骗。支付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是节假日。圣诞节之前一个星期的支付率通常会比平时低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偷窃行为增加了15个百分点，这跟“9·11”事件所产生的影响相同。感恩节的情况几乎同样糟糕；情人节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很糟糕；4月15日之后的一个星期也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节假日对支付率产生积极影响，比如说美国国庆节、劳动节、哥伦布日（为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以纪念哥伦布于1492年首次登上美洲大陆。——译者注。）那么两种节日之间有什么差别呢？那些欺骗行为较少的节日通常可以让员工们多享受一天假期，而在那些欺骗行为较多的节日里，员工内心通常会充满焦虑。

费尔德曼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了一些关于诚信的结论。他相信，士气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员工们喜欢自己的老板和自己的工作时，这家公司的诚信度通常会比较高。他还认为，公司中级别越高的员工，越有可能进行欺诈。这个结论是他对一家公司的观察结果，那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公司，办公室足足占满了3层楼——最上面一层给执行官们使用，下面两层给销售人员、服务人员以及行政管理人员使用。他曾经为这家公司送了很多年甜饼，并最终得出了上面的结论。（费尔德曼怀疑执行官们的欺诈行为是由于他们总是有过度的优越感。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当上执行官，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进行欺骗。）

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那么经济学则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行的，而费尔德曼卖甜饼的故事就恰恰位于道德标准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是的，确实有很多人在偷他的甜饼，但大多数人，即便是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会为自己拿走的甜饼付账。这点或许会让有些人感到惊讶，其中包括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们，因为早在20年前，他们就断定费尔德曼依靠个人诚信的方法来收取甜饼钱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可亚当·斯密显然不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惊讶。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就是在讨论人类内在的诚信问题。

“无论一个人有多么自私，”亚当·斯密写道，“他都会坚守一些原则，去维护别人的利益，让别人感到幸福，虽然他可能并不会从中得到什么！”

费尔德曼有时会跟自己的经济学家朋友们讲一个名叫“盖吉氏的戒指”（The Ring of Gyges）的故事。故事来自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Republic）。说是有一位名叫葛乐康（Glaucon，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兄长。——译者注）的人在听完苏格拉底（Socrates）的讲课之后，曾经谈起过这个故事。苏格拉底，跟亚当·斯密一样，也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葛乐康，跟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们一样，对此表示怀疑。葛乐康说有一位名叫盖吉氏的牧羊人有一次在一个秘密洞穴里碰到一个带着戒指的尸体。当盖吉氏把这个戒指带到手上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戒指原来可以让自己隐形。只要他一带上这个戒指，就没有人能够看见他做的任何事情，于是盖吉氏开始利用这枚戒指做一些邪恶的事情——引诱女王，谋杀国王等等。葛乐康的故事向世人提出了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被人察觉的时候，他能否控制自己不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情呢？葛乐康似乎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可保罗·费尔德曼则认同苏格拉底和亚当·斯密的观点，因为他知道，至少在87%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

第2章

三K党跟房地产经纪人

之间有何共同之处

本章将阐明这样一个观点：

没有什么比信息更加强大，

尤其是当信息这种力量被滥用的时候。

潜入三K党……

为什么说专家最有可能欺骗我们……

信息滥用的故事……

为什么一辆新车在一开出工厂就会立刻贬值……

破解房地产经纪人的密码：“状态良好”到底是什么意思？……

特兰特·洛特真的比大多数《最弱的一环》的参加者们

更加有种族主义倾向吗？……

网上进行约会的人会怎样撒谎？

列维特是第一个敢于承认自己的某些研究主题（比如说对《最弱的一环》节目中的歧视现象的研究）有些琐碎的经济学家。但同时他也向其他经济学家展示了他们可以怎样利用经济学工具来解释现实世界。“列维特被认为是一个半神式的人物，是当今经济学领域，也可能是所有社会学科领域当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之一，”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科林·卡莫尔（Cclin F.Camerer）这样评论道，“他几乎成了所有经济学研究生们的偶像，当那些研究生们走进经济学院大门的时候，他们都希望成为列维特那样的人，只不过大多数研究生的创造火花都被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数学研究上了。”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从整个组织的层面来说，三K党（Ku Klux Klan）在其发展历史上有着明显的波折。该组织成立于美国内战结束初期，其创始人是来自田纳西州普拉斯基市的6位美国联邦军队士兵。在这6名年轻人当中，有4位是很有前途的年轻律师，刚开始建立该组织的时候，他们只是集合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组织名称中的“Kuklux”是希腊语“kuklos”的变体，其意为“圈子”，然后他们又在这两个单词后面加上了klan，因为他们都是苏格兰—爱尔兰移民的后裔。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夜间搞一些恶作剧，比如说披着白色床单，带着枕套头巾在乡间骑马。三K党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恐怖组织，专门从事恐吓和杀害解放农奴的活动。三K党的领袖当中，有5位前任联邦军队的将军；对解放农奴运动深恶痛绝的农场主是他们的坚定支持者。1872年，尤利乌斯·格兰特总统（President Ulysses S.Grant）在参议院指明了三K党组织的真正目标：“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破坏所有与其观念不符的所有政治活动，剥夺有色人种携带武器和自由投票的权利，压制有色种族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使有色种族尽量在农奴状态下生活。”

三K党早期主要通过散发传单，凌迟处死、射杀、焚烧、鞭笞农奴，以及其他恐吓形式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的目标主要是那些被解放的农奴和支持黑人投票权、购买土地权和受教育权的白人。然而，由于政府的法令和武装干涉，大约在10年之内，三K党几乎绝迹。

虽然三K党组织已经瓦解，但是它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吉姆·克罗法案（Jim Crow Laws）”的制定得到了实施。在解放农奴运动期间，美国国会一直在大力推行相关法律、社会和经济措施来保证农奴获得自由，现在它开始以同样快的速度收回这些权利。联邦政府同意将部队从南方撤回，允许在南方重新建立白人统治。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Plessy V.Ferguson，美国内战结束后，原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政府改组后再次加入联邦，白人重新控制了南方的立法机构，并通过了歧视黑人的法律，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是对该法律的一次重大考验。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维护路易斯安那州关于在铁路上对旅客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9名大法官中有8人认为，只要火车上为白人和黑人提供的设备是平等的，种族隔离就没什么不对。——译者注）当中，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全面的种族隔离政策。

从这时起一直到1915年的这段时间里，三K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直到1915年，D.W.格里夫斯（D.W.Griffith）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原名为《三K党》（The Clansman），引发了三K党的复兴。格里夫斯把三K党描述成白人文化的十字军斗士，是美国历史上最高贵的武装力量之一。他在电影中引用了一位知名历史学家所著的《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当中的一句话：“最后，伟大的三K党终于出现了，他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南方帝国，并切实承担起了保护南部联邦的责任。”该书的作者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是闻名一时的学者，并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复兴的三K党宣称自己已经拥有800万名成员，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沃伦·哈丁（Warren G.Harding），据报道他曾经在白宫宣誓效忠三K党。此时，三K党的活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国南部，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国家；它所关注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黑人问题，而是扩展到了天主教徒、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工会分子、移民、煽动闹事者，以及其他对现状不满的人群。1933年，随着希特勒在德国掌握大权，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第一个阐明新三K党和欧洲新威胁之间的区别：“报纸上都说希特勒是在模仿墨索里尼，”他写道，“可在我看来，他其实是在学习三K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其他一系列美国国内的动乱一度让三K党处于低潮状态。公众开始对三K党产生抵制情绪，他们不能容忍一个组织在战争期间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

然而就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三K党出现了大规模复兴迹象。随着战时的焦虑情绪逐渐让位于战后的不稳定情绪，三K党成员再度活跃起来。几乎就在太平洋战争胜利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这一天宣布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译者注）之后的两个月之内，亚特兰大的三K党成员在石头山（Stone Mountain，罗伯特·李將军（Robert E.Lee）的雕像所在地）前点燃了一座高达300英尺（约102米）的十字架。根据一位三K党成员的说法，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黑鬼们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三K党又回来了。”

此时亚特兰大已经成为三K党的总部。该组织跟乔治亚州的主要政治家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三K党在乔治亚的组织中甚至包括了许多警察和当地官员。三K党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成员之间一般都是通过暗号进行交流，可该组织的真正威力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它在公众心目当中引起的恐怖情绪，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K党和当地的执法部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按照三K党成员内部的说法，亚特兰大就是“看不见的三K党帝国的王者之城”，那里同时也是斯戴森·肯尼迪（Stetsen Kennedy）

生活的地方，这位30岁的年轻人虽然跟三K党成员之间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可他本人却是一位坚定的反三K党分子。他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美国南部家庭，其家族中出过两名《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签署者、一名联邦军队的军官，以及约翰·斯戴森（John B.Stetson）——著名帽业公司的创始人（斯戴森大学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

斯戴森·肯尼迪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威尔市一座有14个房间的大房子里出生，是5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叔叔布莱迪（Brady）是一名三K党成员。可斯戴森第一次接触三K党却是通过自己的保姆佛罗（Flo）。这位一手带大斯戴森·肯尼迪的黑人保姆被一群三K党成员绑到了一棵大树上，遭到了殴打和强奸，就因为她在一位少找给她钱的白人司机后面牢骚了几句。

肯尼迪因背部疾患而未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国内捍卫自己的国家。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当时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偏见。于是肯尼迪就成了一名所谓的“游荡的不满者”，他开始四处发表文章、出版图书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抨击偏见观念。他跟伍迪·古斯里（Woody Guthrie）、里察德·莱特（Richard Wright）以及其他许多激进分子都成了好朋友；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还在法国出版了他的作品。

对于肯尼迪来说，写作并非易事，也并非乐事。他骨子里只是一名乡下孩子，他更喜欢钓鱼而不是写作。可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决心。他甚至成为了反诽谤联盟战后消除偏见活动的唯一一位比较有教养的成员。（他还发明了“皱眉力”这个短语，这个短语成为当时反诽谤联盟的核心口号，它号召人们对于那些偏见性的言论“皱起眉头”，以此来抵制公开场合的偏见行为。）他还成为了《匹兹堡信使》（Pittsburgh Courier），当时美国最大的一份黑人报纸，唯一一名白人记者。[他以戴迪·蒙森（Daddy Mention，一位黑人民间英雄，传说他奔跑的速度甚至超过了警察射出的子弹的速度）为笔名在该报纸上发表关于南部种族斗争的专栏文章。]

使肯尼迪做出这些行为的，是他对“心胸狭窄”、“无知”、“恐吓”行为的愤怒，在他看来，最明显地体现出所有这些特点的组织莫过于三K党了。肯尼迪把三K党看成是白人统治本身的恐怖武器。三K党跟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执法等部门的领导者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公众受到恐吓，感到自己在三K党面前无能为力。而且当时的一些反仇恨组织对三K党知之甚少。正像肯尼迪后来写道的那样，他对一个关于三K党的事实尤其感到好笑：“几乎所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资料都是评论性的，作者们都是在反对三K党，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三K党的内部资料。”

于是就像所有坚定、无畏、足智多谋的反偏见人士那样，肯尼迪决定潜入三K党内部来获取资料。

肯尼迪开始在亚特兰大寻找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三K党成员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一般这些人看起来都一脸愁容而又面容冷酷。”一天下午，他跟一位名叫斯里姆（Slim）的出租车司机坐在一家酒吧里聊天。“这个国家需要由三K党来统治，”斯里姆说道，“这是唯一能够让黑鬼们、还有印第安红毛鬼呆在原地的方式。”

肯尼迪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叫约翰·佩尔金斯（John S.Perkins）。他告诉斯里姆他的叔叔布莱迪·佩尔金斯（Brady Perkins）就是一名三K党成员。“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对吧？“他问斯里姆道。

听到这话，斯里姆立刻叫了起来：“它昨天在，今天在，永远都会存在！三K党万岁！上帝会给我们派人来的！”斯里姆对佩尔金斯说“你很幸运，”因为“眼下三K党正在招募新成员。”以前会员需要交纳的10美元费用（加入三K党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包括“你恨黑鬼吗？你恨犹太人吗？你有10美元吗？”）现在已经降到了8美元。除此之外，每个三K党成员都需要交纳10美元年费，还有15美元的制服费用。

肯尼迪记下了各种费用，假装很难筹到这笔钱，但他表示愿意加入。很快，他在石头山顶参加了一次盛大集会，宣誓效忠三K党。从那以后，肯尼迪开始每周参加三K党集会，并在集会结束之后立即赶回家里，用自己发明的密码记录下集会情况。他知道了三K党在本地区的领导者的身份，并了解到了三K党成员的等级、仪式以及暗语。根据三K党的习惯，他们会在许多单词前面加上kl两个字母；比如说在表示“两个三K党成员在当地的一个‘klavern’（原意为‘洞穴’，其正规的英文写法是cavern，在这里三K党成员将其写成‘Klavern’，用来指代三K党的活动地点。——译者注）里举行一次谈话”的时候，他们会说“two Klansmen hold a Klonversation in the local Klavem。”（正常的说法应该是“two Klansmen hold a conversation in the local cavern.”——译者注）。许多类似的习惯都让肯尼迪感到非常可笑。比如说在握手的时候，三K党成员会伸出左手，吊起手腕，就像钓鱼一样。当一名三K党成员来到一个陌生的城镇，想寻找当地的三K党成员时，他会问周围的人是否是“Ayak先生”，“Ayak”就是“你是三K党成员吗？（Are you a Klansman？）“的缩写。如果对方是的话，他就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是的，我还认识一位‘Akai先生’。”“Akai”是“我是三K党成员（A Klansman Am I）”的缩写。

不久之后，肯尼迪被邀请加入“Klavaliers”（cavaliers，三K党的骑士团。——译者注），也就是三K党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加入骑士团的时候，按照规定，他必须用小刀划破自己的手腕，滴血盟誓：

“作为一名三K党成员，你能否对上帝郑重起誓，保证你永远不会泄露自己所知道的任何内部机密？”

“我起誓。“肯尼迪回答道。

“你是否愿意发誓，给自己配备一把好枪和足够的火药，这样当黑鬼们闹事的时候，你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制服他们？”

“是的。”

“你是否愿意竭尽全力来保证白人的出生率？”

“是的。”

然后肯尼迪立刻被告知交纳10元作为加入骑士团的费用，另外每个月还要交纳1美元作为应付骑士团的开销。按照规定，他还必须购买一套带帽子的长袍，并把它染成黑色。

作为一名骑士团，肯尼迪非常担心自己迟早会被派去从事一些暴力活动。可他很快发现三K党的一个核心事实，相信这也是所有恐怖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数的恐吓都只停留在口头上。

以三K党最典型的暴力活动——凌迟处死为例。下面是塔克斯基机构（Tuskegee Institute）编写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编写者以10年为单位，对美国境内黑人遭受凌迟的次数进行了详尽的统计。

请记住，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不仅是由三K党执行的凌迟数量，而且还代表了整个国家有报道的凌迟数量。这组统计数据至少说明了三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凌迟处死事件的数量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第二，凌迟处死事件跟三K党的规模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我们发现，在1900年—1909年之间，也就是三K党处于休眠状态期间，美国凌迟处死的事件反而更多，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三K党拥有数百万名会员的时候，这个国家凌迟处死的数量反而下降了，这说明三K党成员执行凌迟处死的数量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第三，鉴于美国有着庞大的黑人群体，所以黑人遭受凌迟处死的数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当然，凌迟处死的事情越少越好。可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凌迟处死已经很少发生了。我们不妨将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281例凌迟处死案例跟美国同期死于营养不良、肺结核、腹泻病等病症的黑人婴儿的数量进行比较。在1920年的时候，在每100名黑人婴儿当中，大约有13人会死亡，或者说每年大约有2万名黑人婴儿死亡，而相比之下，在这10年当中，这个国家每年死于凌迟处死的黑人数量只有28人。到了1940年的时候，每年死亡的黑人婴儿数量大约为1万名。

那么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凌迟处死的情况几乎绝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当三K党蓬勃发展的时候，美国凌迟处死的案例反而急剧下降呢？

最为有说服力的解释莫过于，所有早期的凌迟处死行为都发挥了作用。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无论是否属于三K党，都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口号宣传向黑人传递了一种强烈的恐吓情绪。如果一名黑人胆敢违反那些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无论他是在背后议论一位白人司机，还是胆敢试图投票，他都知道自己一定会受到惩罚，甚至可能是死。

因此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斯戴森加入三K党的时候，该组织实际上已经不需要进行那么多暴力活动了。由于长久以来一直接受“二等公民”的身份，所以白人实际上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惩罚的方式来强行压制黑人了。一两例凌迟处死的案例就可以在人们心中制造一种顺从心理，因为人们总是对那些比较恐怖的行为作出比较强烈的反应。而且真正有效的恐吓手段往往是随机的暴力行为，这也正是恐怖活动之所以如此有效的主要原因。

但如果三K党在20世纪40年代很少采取暴力活动，那它主要都做了哪些事情呢？斯戴森·肯尼迪所加入的三K党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兄弟会，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未来也没有太多希望，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发泄的窗口，以及一个偶尔在外过夜的理由。而三K党的半宗教组织形式，宣誓效忠等众多属于顶级秘密的活动又使得这个组织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肯尼迪还发现，三K党实际上是一个隐蔽的赚钱机器——至少那些处于该组织顶端的领导者从中获利甚丰。三K党的领导者们有很多收入来源：他们有成千上万名交纳会费的会员；那些聘请三K党来恐吓工会或向三K党交纳保护费的企业主也是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还有三K党大游行也会带来不少捐款；即便是偶然为之的月光行动（作者在这里指三K党偶尔进行的抢劫活动。——译者注）也能给他们带来不错的收入。此外还有一些类似于“死者福利协会”的机构也可以成为营利机器，该类机构通常会向三K党成员出售保险，而且只接受现金支付或者巨龙（三K党内部高级官员。——译者注）本人签字生效的私人支票。

加入三K党几个星期之后，肯尼迪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其发起攻击。当他听说三K党正在计划组织一次旨在铲除工会的大游行的时候，他立即将该信息透露给一位工会的朋友。同时他还把该信息传递给乔治亚的助理大法官。在对三K党总部进行调查之后，肯尼迪给乔治亚州州长写信，列举了一系列取消三K党的理由：长期以来，三K党一直宣称是一家非营利、非政治组织，可肯尼迪提供的证据表明，该组织实际上既是一家营组织，同时又在从事着政治活动。

肯尼迪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三K党根基深厚，而且又受到广泛的支持，所以肯尼迪感觉自己简直是在蚍蜉撼大树。而且即使他能够撼动三K党在亚特兰大的根基，该组织在整个国家其他地方的成千上万个分部（此时的三K党正处于复兴高峰期）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肯尼迪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挫折感，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有一次，他注意到一群小孩子在玩一种间谍游戏，在这种游戏当中，孩子们彼此之间会通过一些愚蠢的暗号进行询通。这让他想到了三K党。他想，如果能够把三K党的暗号和其他秘密公布给全国的小孩子的话，那结果将会怎样呢？有什么比“让一个秘密组织的所有秘密都变得可笑”更能摧毁该组织的呢？（巧的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电影当中，一位前任联邦士兵正是由于看到两个白人孩子躲在床单里吓唬一群黑人孩子的情景才想到成立三K党的。）

肯尼迪想到了一个公布信息的绝佳渠道：《超人历险记》（Adventures of Superman）广播剧，这是一个面向全国数百万听众的节目，每天大约在晚饭时间播出。他立刻跟该节目的制作人取得了联系，问他是否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关于三K党的内幕消息。制作人立刻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在过去的许多年当中，超人的对手一直都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裕仁天皇，可随着战争的结束，他现在需要新的对手了。

于是肯尼迪开始把自己掌握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供应给《超人》节目制作组。他告诉他们关于“Ayak”先生以及“Akai“先生的故事，他还从三K党的圣经——在三K党内部被称为“可兰”（Kloran）里截取了一些被经常使用的语句，把它们公布出去。（肯尼迪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白人基督教徒组成的组织会给自己的圣经取一个类似于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经典的名字。）他公开了一个三K党分部的基本组织形式：Klaliff（副总裁），Klokard（讲师），Kliuki（牧师），Kligrapp（秘书），Klabee（财务官），Kiadd（指挥官），Klarogo（内部卫兵），Klexter（外部卫兵），the Kiokann（一个5人调查委员会）以及Klavaliers（一支配备精良的武装部队，肯尼迪本人就属于这支部队，该部队的首领被称为“首席踢屁股官”）。他按照从低到高的级别顺序对外公开了所有三K党的组织级别：最高级别是圣巨人和他的12位恐怖之神；接下来是大巨人和他的12位愤怒之神；然后是巨龙和他的9名精灵；最后是帝国巫师和他的15位精灵。而且肯尼迪还告诉节目制作组三K党现在正在使用的暗号、活动安排以及他自己所在的三K党分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内森·贝德福德·佛里斯特一号内部流传的一些小道消息。

节目制作组立刻开始创作一档为期4周的节目，来讲述超人是如何在4周时间里彻底扫平三K党的。

第一次节目播出之后，肯尼迪怀着急切的心情参加了三K党的聚会。果然不出所料，大家都感到非常沮丧。巨龙尽量使整个会议保持正常，可会员们的情绪根本无法控制。“前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其中一位成员抱怨道，“我发现我的孩子跟其他孩子们有的在脖子上围着毛巾，头上顶着枕套。那些带毛巾的正在到处追赶那些带枕套的。当我问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自己正在玩一种叫做‘超人大战三K党’的游戏。这帮孩子知道我们所有的暗号，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荒谬的事！想想看，要是有一天，我的孩子在衣柜里找到我的三K党制服怎么办？”

巨龙答应一定要找出三K党内部隐藏的叛徒。

“可我们已经受到损失了。名三K党成员说道。”

“我们神圣的仪式正在被一群孩子在广播剧里玷污！”另一名成员接着说道。

“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秘密都公开出来。”巨龙提醒道。

“他们没公开的只是一些不值得公开的东西。”刚才说话的那位成员说道。

巨龙建议他们可以立即更换暗号，把暗号从“红血”改为“叛徒必死。”

这天晚上的会议结束之后，肯尼迪立刻给《超人》节目制作组打电话，告诉他们新的暗号，制作组成员答应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播出这些新的暗号。在第二个星期的三K党聚会当中，只有几个人到场，整个房间几乎空了；申请加入三K党的人数也将近减少到零。

在肯尼迪想出来的所有主意当中，他的《超人》计划无疑是最聪明，也是最有效的。它所产生的效果正是他想要的：利用三K党的秘密来对付它自己，把那些三K党成员引以为傲的信息优势转变为一种用来进攻三K党的秘密弹药。很快，随着信息被公开，庞大的三K党士气大为降低，整个组织开始出现动摇。虽然三K党并没有因此而土崩瓦解，尤其是在南部。戴维·杜克（David Duck），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的颇有口才的三K党领袖，甚至想办法向美国参议院和其他机构申请将三K党合法化。但是，确实此时的三K党已经风光不再了。在《火焰十字架：三K党在美国》（The Fiery Cross：The Ku Klux Klan in America）一书当中，历史学家维恩·格雷格·维德（Wyn Craig Wade）把斯戴森·肯尼迪称为“阻止战后美国北部三K党复兴的最重要因素。”

这并不是因为肯尼迪多么勇敢，多么果断，或者多么镇定——当然，他确实拥有这些品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肯尼迪理解了信息的力量。三K党的权力就好像政治家、房地产经纪人，或股票经纪人的权力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一旦这些信息落入错误（你也可以认为是适当）的人手上，整个群体的优势就会在瞬间消失。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定期人寿保险（简称定期寿险）的价格出现了急剧下降。人们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因为这种下降显然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原因。其他类型的保险，包括健康保险、车险以及房产保险的价格都并没有下降。保险公司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保险经纪人，或者是那些购买定期寿险的人也没有太大变化。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答案就是互联网。1996年春天，quotesmith.com成为首批帮助客户对几十家不同保险公司的定期寿险价格进行对比的公司之一。对于这类网站来说，定期寿险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产品。与其他类型的保险，包括终生寿险相比，定期寿险的差别通常不会太大：大都是为期30年，保险金为100万美元。所以对于客户来说，在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真正的关键因素就是价格。而在一般客户看来，同时联系多家保险公司，然后进行价格对比的做法无疑过于耗时，可一旦有了quotesmith.com之后，这个过程突然就变得简单起来。只要登陆这家网站，客户几乎立即就能找到最便宜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争得客户，保险公司别无他法，只能降低价格。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保险客户们每年在购买定期寿险上的花费减少了10亿美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站通常只列出价格而不从事销售寿险的实际业务。因此它们真正提供的并不是保险。跟斯戴森·肯尼迪相似的是，这些网站实际上只是在传播信息。（要是在肯尼迪打入三K党的时代有互联网的话，他很可能会在开完会之后立即跑回家，把所有的信息都公布在互联网上。）可以肯定，公布三K党的信息和公布保险公司的寿险信息之间肯定会有所不同。三K党内部所传播的都是一些会让人感到恐惧的秘密信息，而保险公司只是让信息尽量分散，从而使客户难以进行横向比较罢了。可无论对于保险公司还是对于三K党来说，信息的散布都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信息持有者的权力。正像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si D.Brandeis）说过的那样，“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信息是一个信号灯、一把指挥棒、一根橄榄枝、一道保护线，它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人们掌握和利用这些信息的方式。比如说二手车交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一辆新车来说，它被开到大街上的那天是它生命中最为糟糕的一天，因为一旦被开走，它的价值立刻减少1/4。这听起来有些荒谬，可我们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通常情况下，一辆售价为2万美元的新车转手的价格不会超过1.5万美元。为什么？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人们只有在车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愿意把一辆新车转手。所以即使这辆车本身没有问题，潜在的买家也会以为车有问题。他相信车主本人一定比自己更加了解车的状况，所以车主必须为自己掌握的这种信息优势付出代价。

可如果这车确实有问题呢？在这种情况下，车主通常会等上一年再卖掉汽车。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对车子质量的怀疑心理就会减弱；而且到了那个时候，由于有些人会卖掉那些虽然买了一段时间，可质量仍然完好的汽车，这时问题汽车的车主就会滥竿充数，把自己的汽车一起出售，从而卖到超出汽车本身价值的价钱。

交易的一方总是会比另一方拥有一些信息优势，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现象被称为信息不对称。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所信奉的一条真理就是：一些人（通常是专家）总是比另外一些人（通常是消费者）知道得更多一些。但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对称事实上都已经被互联网的发展所削弱。

信息就是互联网世界的流通货币。作为一种媒介形式，互联网可以迅速地把信息从那些拥有它的人手上传递到那些需要它的人手上。一般情况下，就好像在定期寿险中的情况一样，信息的存在形式是非常零散的。（这互联网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马蹄形磁铁，它可以盘旋在漫无边际的稻草堆上，将所有的铁针都从稻草堆里吸出来。）就好像斯戴森·肯尼迪做出了一些任何记者、公益人士或检察官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一样，互联网所做的事情也不是任何消费者权益组织能够做到的：它大大缩小了专家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有些时候，跟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反而会加大专家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为此时专家很可能会利用他的信息优势让你感觉自己非常愚蠢、低级、卑贱或无知，要想克服这种情况，互联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设想一下，当你心爱的人去世的时候，丧礼顾问知道你根本不了解他的工作，而且你现在正处于情感上的极度低落期，他会劝你买一套价值7000美元的水晶骨灰盒。或者你还可以设想汽车交易商所面对的情况：推销员会不遗余力地告诉你关于这辆车的各种信息，以此来淡化你对它基本价格的关注。可当你回到家里，头脑开始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互联网查出汽车交易商到底支付给了制造商多少钱。或者你可以登陆www.tributedirect.com，这时你会发现，只用32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套水晶骨灰盒。除非你事先已经对骨灰盒的行情非常了解，决定花2995美元买一个“最后一洞”（一种上面印有高尔夫球图形的骨灰盒）或“记忆猎人”（上面刻有野牛和其他猎物），或者是丧礼顾问根本没有提到的其他一些价格更加低廉的样式。

另一方面，虽然互联网非常强大，但它仍然无法彻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21世纪最初几年的公司丑闻就是最好的证明。安然公司暗箱操作、做假账以及操纵能源市场。美林证券的亨利·布吉特（Henry Blodget）和索罗门-史密斯-巴尔尼的杰克·格鲁博曼（Jack Grubman）都非常清楚这家公司简直是一堆垃圾，可他们在报告当中还是对其大加吹捧。CSFB（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弗兰克·夸特朗（Frank Quattrone）在首次公开招股问题上欺骗股民。山姆·瓦克萨尔（Sam Waksal）在收到食物与药品管理局的报告后立即拋售自己的ImClone公司股票；他的朋友玛沙·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也拋售了自己手中的股票，并在拋售原因上撒了谎。为了抬高本公司的股票价格，世通公司（WorldCom）和GlobalCrossing公司虚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多家共同基金公司为那些优惠客户大开绿灯，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交易方式上为他们提供很多方便，还有许多管理者则被指控隐瞒管理费用。

虽然形式多种多样，可这些罪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利用信息在进行犯罪。其中大多数情况都是某位专家，或者某些专家，在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散布虚假信息，或者是隐藏一些真实的信息；无论表现形式如何，专家们都在尽量扩大原本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采取这种做法的人，尤其是当他们处于高端金融领域的时候，通常会这样为自己辩解：“别人都这么做。”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信息犯罪的一个特点就是：犯罪者的罪行很少被发现。跟街头犯罪不同的是，利用信息犯罪的人并不会留下一具尸体或一扇被打碎的玻璃窗。在“甜饼犯罪”中只要保罗·费尔德曼统计一下收到的现金，他就可以发现有多少人吃了甜饼却没有付钱，但利用信息进行犯罪的人却不会留下任何证据。要想使这种犯罪行为浮出表面，必定要经过一番剧烈的变动。只有在变动结束之后，所有的一切才会真相大白。当事者在犯罪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的秘密行为会被公之于众，所以安然公司的录像带，也就是那盘在安然公司崩盘之后流散出来的记录公司员工秘密谈话的录像带才会引起轩然大波。在2000年8月5日的一次电话交谈当中，安然公司的两名贸易官讨论了安然公司是怎样利用加利福尼亚的一场大火来抬高它的电力价格的——“当时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字眼儿就是，”一位贸易官说道，“烧啊，宝贝，烧吧。”几个月之后，这两位名叫凯文和汤姆的贸易官讲述了加州官员是如何让安然公司退还该公司操纵电力价格所得的暴利。

凯文：他们让你们退还所有的钱？所有你们从那些加州可怜的老奶奶那里抢走的钱？

鲍勃：是的，哥们儿。

凯文：是的，当初你们把价格抬高到每千瓦250美元，现在她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回去。

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猜出，所有的专家都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做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专家的价值就在于：他们拥有一些你们所没有的信息；或者你会觉得他们的整个操作过程非常复杂，即使掌握了必要的信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你对他们的专业知识充满敬畏，根本不敢挑战他们的权威性。如果你的医生说你必须进行血管成形手术，即使当今一些医学研究表明血管成形手术根本不能防止心脏病，你也不会觉得医生是在利用信息优势来为自己或自己的同事牟取暴利。戴维·希里斯（David Hillis）是达拉斯州德克萨斯西南医学中心的一名心血管专家，他曾经告诉《纽约时报》，从赚钱的角度来说，医生跟汽车推销员、丧礼顾问或基金经理的立场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一名心血管专家，本地一名叫乔·史密斯（Joe Smith）的内科医生让一些病人去你那里看病，而你却告诉这些病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病的话，很快乔·史密斯就不会再给你送去病人了。”

有了信息这种武器之后，专家们就可以使用一个强大的工具：恐惧。要是不进行血管成形手术的话，你就会担心你的孩子会突然发现你死在卫生间的地板上。要是你不买一套漂亮的骨灰盒，你会发现自己的袓母在天国受难。一辆2.5万美元的汽车会在发生车祸时像玩具一样被挤扁，而一辆价值5万美元的汽车却可以用坚钢硬铁把你最爱的人保护起来。当然，商业专家带来的恐惧跟三K党组织制造的恐惧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可他们的原理是相同的。

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会产生任何恐惧的交易，比如说出售房屋。卖掉一座房子有什么可怕的呢？当然，对于你来说，买卖房屋很可能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笔金融交易，你可能在不动产交易方面根本没有经验，而且你可能对自己的房屋充满

感情，所以在出售房屋的过程中，你至少会有两个层次的心理恐惧：价钱可能过低，或者你的房子根本卖不掉。

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担心把价格定得太低了；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实际上是在担心自己的价格有可能太高了。当然，你的经纪人可以设法为你在高价和低价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平衡点。通常情况下，房地产经纪人会掌握所有的信息：房屋的市场存量、最近的销售趋势、房产抵押市场的变化，他甚至可能已经在心里列出了一串潜在买家的名单。你可能甚至会感觉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找到这样一位知识丰富的专家来帮自己处理这么复杂的事情。

问题是，他并不这么认为。房地产经纪人通常不会把自己的委托人看成是盟友。回想一下我们在本书开始部分谈到的那项研究，其中谈到了房地产经纪人出售自己房屋时的最终成交价格，以及他们在出售委托人的房屋时的最终成交价格。该研究表明，经纪人通常会把自己的房屋多保留10天时间，等待更高的报价，并把自己的房屋以高出委托人房屋3%的价格卖出去，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把委托人的房屋以3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的话，他至少能把自己的房子多卖1万美元。这多出的1万美元就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问题在于，即便把你的房子多卖1万美元，经纪人最终也只能得到150美元，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150美元付出那么多的辛苦。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让你相信30万美元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报价了，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价格。

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肯定，你的经纪人不会直接喊你傻瓜。他只会给你这样的暗示，比如说他可以告诉你，就在同一个街区，有一所房子也在转让，那所房子比你的还要大，还要新，还要漂亮，可它已经闲置6个月都没卖出去了。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经纪人的主要武器就是：将信息转化为恐惧。

下面我们来看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约翰·多诺修（John Donohue）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当时正要购买斯坦福校园里的一所房子，”他回忆道，“卖方的经纪人不停地告诉我，因为房地产市场很快会繁荣起来，所以这笔交易一定对我有好处。可我刚签完字，他就问我是否需要找一名经纪人来帮忙出售我现在的房子。我告诉他说不定我自己就可以把它卖掉，然后他回答道，‘约翰，要是在平时，你或许可以卖掉，但现在市场这么不景气，我觉得你确实需要一名经纪人。’”

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个“繁荣的市场“很快就变得“不景气“了。对于那些正在寻找下一笔交易的经纪人来说，他们很容易捏造出这样的“奇迹”。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关于房地产经纪人是如何滥用信息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叫K，是本书一位作者的好朋友。K想买一所标价为46.9万美元的房子。他准备报价45万美元，可当他给卖方经纪人打电话，询问房主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是多少的时候，那位经纪人立刻对K嗤之以鼻。“你应该感到惭愧，”他说道，“这显然违反了我们这一行的基本道德。”

K表示道歉。然后两个人开始改变话题，聊起了其他事情。10分钟之后，正当谈话要结束的时候，卖方居然接受了43万美元的价格。由于经纪人的介入，卖方损失了2万美元。而与此同时，经纪人只损失300美元。这只是一笔很小的损失，但它却可以让经纪人又快又简单地完成交易，并轻松赚进6450美元。

由此看来，房地产经纪人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说服委托人接受低一些的价格，并同时告诉潜在买家他们完全可以以低于标价的价格买到房子。当然，经纪人不会直接地告诉买家去压低价格，他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更加巧妙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前面提到的对房地产经纪人的研究当中还提到了一些广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经纪人是如何通过广告词来暗示买方压低价格的。比如说像“状态良好”这样的广告语就充满了暗示意味，它的言外之意是“这房子很旧了，但还能坚持几年。”有经验的买家当然能够看透其中的含义（或者他可以亲自去看看房子），可对于一个65岁而且已经退休的委托人来说，他觉得“状态良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广告语，这显然正合经纪人的心意。

一项针对不动产广告用语的分析表明，经纪人所选择的广告语跟房屋的最终成交价格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把一所房子标为“状态良好”就会大大降低房子的最终售价。但是，研究表明，当房地产经纪人在广告语中使用“状态良好”这个词的时候，她确实是在鼓励潜在的买家压低价格。

下面是不动产广告中最常使用的10条广告语。其中有5条对最终成交价有积极的影响，有5条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读者不妨猜猜看哪些广告语会有积极影响，哪些广告语会产生消极影响。

10条最常见的不动产广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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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棒极了　　　6.人工大理石

2.花岗石结构　7.迷人

3.宽敞　　　　8.枫木

4.工艺先进　　9.高档社区

5.！　　　　　10.够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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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棒极了”的房子应该会卖个好价钱，不是吗？一所“迷人”而且位于“高档社区”的房子会怎么样呢？不，不，不，不。下面是答案：

5条会对成交价格产生积极影响的广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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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岗石结构　4.枫木

2.工艺先进　　5.够档次

3.人工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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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条会对成交价格产生消极影响的广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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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棒极了　　　4.迷人

2.宽敞　　　　5.高档社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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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条会对最终成交价格产生积极影响的广告语当中，有3条实际上是在描述房子的具体情况：花岗石结构、人造大理石和枫木。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广告语通常比较具体而直接，因此也就非常有用。如果你喜欢花岗石，那么你就可能会喜欢这房子；可即便你不喜欢这房子，这条广告语至少也会给你一种“很实在，不夸张”的感觉。“够档次”和“工艺先进”也是如此，两条广告语实际上都是在告诉买家，这房子确实棒极了。

相比之下“棒极了”这样的字眼非常模糊，“迷人的”也是如此。

这两个词听起来都好像是在暗示说这所房子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的优点。而“宽敞”这个词则经常会让人感觉有些虚张声势或不切实际的感觉。“高档社区”实际上是在告诉买家，虽然这所房子本身不是很好，可周围的房子都不错。而一个惊叹号则无疑是一条极其糟糕的广告语，它让人感觉广告商实际上是在用假装的热情来掩盖房子的缺点。

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房地产经纪人在出售自己的房屋时所使用的广告语，你就会发现她们总是会尽量使用一些描述性的词语（比如说“新建”、“花岗石”、“楓木”、“即可入住”等等），而避免使用一些空洞的形容词（比如说“棒极了”、“无可挑剔”和“！”等）。然后她会耐心地等到最好的报价。她可能会告诉买家附近一所房子的最终售价比预期售价高出2.5万美元，还有另外一所房子最近正在被几位买家争得火热。她会非常仔细地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信息，使信息不对称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可就像丧礼顾问、汽车推销员和人寿保险公司的情况一样，房地产经纪人的这一优势也正在受到互联网的侵蚀。毕竟，任何要卖房子的人现在都可以登陆互联网，并收集大量关于房屋销售趋势以及当前抵押率的信息。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自己需要信息，并从所获得的信息当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房地产经纪人仍然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卖个好价钱，可随着不动产网站的出现，她们所享受的这一优势正在慢慢缩小。

如果有人以为只有那些专家或者是经纪人才会滥用信息优势的话，这种想法显然太幼稚了。经纪人和专家也是人，他们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也可能会滥用信息，比如说他们会选择传达一些我们喜欢听的信息，或者是隐瞒一些真实的信息。

想想看，在工作面试中，你会怎么向对方介绍自己？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对比一下第一次跟人约会时的对话以及跟对方结婚10年后的对话。）或者设想一下，当你第一次录制全国性节目的时候，你会怎么向观众介绍自己。你希望给观众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你希望别人感觉你很聪明、很善良或很漂亮，而不希望被人看成是一个残忍的家伙或是个有偏见的人。在三K党的全盛时期，它的成员感觉公开鄙视“黑人基督徒”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可从那以后，偏见已经受到了巨大的谴责。（如今已经88岁的斯戴森·肯尼迪认为这种变化是他的“皱眉力”运动的一部分成果。）即便是那些稍微表现出偏见的人现在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2年洛特曾经在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曾担任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100岁生日晚会上发表了一段祝词。在这段祝词当中，洛特谈到了瑟蒙特1948年参加的那届总统竞选，当时瑟蒙特就提出了种族隔离的主张；洛特所在的密西西比州，是当时支持瑟蒙特的4个州之一。“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洛特告诉前来参加晚会的人，“如果这个国家的其他州都能像我们一样，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洛特被迫辞去了他在参议院的职务。

普通的美国公民也不希望在公开场合展现出一副“偏见分子”的形象。有什么办法可以发现一个人是否在公共场合表现出偏见吗？

这听起来好像很难做到，但电视节目《最弱的一环》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公开场合偏见行为的绝佳方法。作为一档源自英国的游戏类节目，《最弱的一环》在美国几乎可以说是一夜成名。该游戏一共有8位参赛者（日间版的参赛人数为6位）。按照规定，每位参赛者都会回答一些小问题，然后大家共同竞争一个以现金形式结算的累积赌注。可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几乎回答对所有问题的人也未必能够晋级。根据规定，在每一轮问题结束之后，参赛者就会进行投票来淘汰其他参赛者。从理论上来说，在投票过程当中，参赛者回答问题的能力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他的种族、性别、年龄也不是那么重要。可事实是怎样的呢？通过对比参赛者的实际投票情况和投票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在该比赛当中是否存在歧视现象。

随着游戏的进行，投票规则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根据比赛规定，选手回答对的问题越多，赌注中的现金也就会越多，所以在刚开始的几轮投票当中，参赛者大都会淘汰掉那些水平不高的选手。而在后来的投票当中，因为留下的人数越来越少，参赛者的心理开始发生了变化。“赢得赌注”的欲望超过了“积累赌注”的欲望。要想做到这一点，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淘汰掉那些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所以简单来说，参赛者通常会在最初几轮的比赛当中淘汰掉成绩较差的选手，而到了后几轮问题当中，参赛者便开始考虑淘汰掉那些比较优秀的选手。

在对《最弱的一环》节目中投票情况进行分析的时候，关键是要把选手回答问题的能力跟他的种族、性别和年龄区分开来。如果一位年轻的黑人男性回答对了很多问题，但却在前几轮就被淘汰出局，这说明其他参赛者显然有歧视心理。与此同时，如果一位年迈的白人女性没有回答对一个问题，但却始终没有遭到淘汰，这也可以说明其他选手很可能存在偏见。

需要提醒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摄像机镜头前面发生的。参赛者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朋友，家人，还有同事们都在看着自己，所以他们通常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偏见。那么在《最弱的一环》当中，通常是哪些人会受到歧视呢？

事实证明，被歧视的并不是黑人。通过对160多期节目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无论在早前几轮还是在后几轮比赛当中，黑人的淘汰率都跟他们回答问题的能力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肢色而受到歧视，女性参赛者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两个发现都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地方。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美国最有影响的两大社会运动就是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而在这两大运动当中，人们主要反对的就是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

因此你可能会说，歧视现象在20世纪就已经被消除了。

或者如果歧视某个群体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流行了，所以即便是那些最不敏感的人群也会尽量使自己，至少在公共场合，给人留下为人公正的感觉。可这并不意味着歧视心理本身已经消失了，它只是说明那些有歧视心理的人会为自己的这种心理感到难堪而已。那么我们该怎么判断《最弱的一环》中的现象呢？难道歧视心理真的已经不复存在，或者人们只是设法掩盖了自己的歧视心理而已？只要看看那些不受社会保护的群体的情况，答案自然就会很明显。事实上，《最弱的一环》中的投票数据的确表明，有两种人经常会受到歧视：老年人和西班牙裔人。

在经济学家看来，歧视主要分为两种。有趣的是，那些参加《最弱的一环》节目的老年选手似乎正在遭受其中一种歧视，而受歧视的西班牙裔人遭受的则是另一种歧视。第一种歧视被称为品味歧视，也就是说一个人歧视另外一个人，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而在第二种歧视——能力歧视当中，一个人之所以会歧视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他觉得此人能力低下。

在《最弱的一环》节目当中，西班牙裔人实际上是在遭受能力歧视。其他的参赛选手似乎认为西班牙人的能力很差，即使事实并非

如此。这种歧视心理导致西班牙裔选手经常在比赛的最初几轮就被淘汰，可一旦坚持到后面几轮，即使该选手的实力并不强，他们也很少会被淘汰，因为此时其他选手会选择保留下一些实力比较弱的选手，以此来减少自己的竞争压力。

而与此同时，那些上了年纪的选手则会成为品味歧视的牺牲品：无论是在比赛初期还是在后期，他们都会无辜地被淘汰出局。

（《最弱的一环》的观众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好像其他选手并不希望那些上了年纪的选手来参加这种比赛。

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情况下，参加《最弱的一环》的选手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对西班牙裔和老人的歧视行为。可事实上，当一位选手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进行节奏极快的游戏时，他通常会变得非常紧张，甚至有些焦虑。这最终就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同样一个人在家里会如何表现出自己的歧视心理？

每年全美大约会有4千万人向完全陌生的人披露自己的隐私——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其中有些网站，例如Match.com，ellarmony.com，和Yahoo Singles等的访问者非常多。还有一些网站则适合一些更加具体的人群，比如说ChrisUanSingies.com、Jdate.com、LatinMatcher.com、BlackSinglcsConnection.com、CouritryWesternSingles.com、USMilitarySingles.com、PlusSizeSingles.com，以及Gay.com等等。这些约会网站已经成为互联网最为成功的收费网站。

不同的网站运作方式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访问者首先需要在网站上刊登一条推销自己的广告，其中包括一张照片、一些必要的统计数据、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个人喜好等等。如果你的广告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那么就会有人给你发来电子邮

件，甚至是安排一场约会。在很多网站上，你甚至可以公开你的约会目的——“建立长期关系，“一夜情”或是“随便看看”。

所以我们在此分析的资料有两类，一类是访问者在自己的个人广告当中所公布的信息，一类是他们收到回复信息。研究者可以对每一类信息展开研究。对于第一类信息，问题是“人们在公布个人信息的时候诚实度有多大？”对于第二类信息，问题是“什么样的个人广告最能吸引其他访问者？”

两位经济学家和一位心理学家最近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阿里·霍达斯库（Ali Hortacsu）、古恩特·希施（Gunter J.Ilitsch）和丹·阿里（Dan Ariely）最近对一家大型约会网站上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分析的对象主要集中在3万名网络用户，其中有一半来自波士顿，另一半来自圣地亚哥。有57%的用户为男性，所有用户的平均年龄范围大约为26—35岁。虽然他们的种族分布比较有代表性，研究者们也可以通过分析结果得出一些有关种族的结论，但接受调查者主要还是白人。

这些人通常也比普通人更有钱，个头更高，身材更苗条，而且相貌也更好看，至少在他们的个人介绍里是这么写的。超过4%的网上约会者声称自己每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但实际上只有不到1%的约会者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由此可见在这部分人当中，至少有3/4夸大了自己的收入水平。男性用户和女性用户通常会声称自己的身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英寸（25.4毫米）。至于体重，男性用户通常宣称自己跟全国平均水平一致，而女性用户则宣称自己比平均水平轻20磅（约9千克）。

值得注意的是，有70%的女性用户宣称自己的长相“比较出众”，其中有24%的女性用户表示自己长得“非常好看”。男性用户大都也都很漂亮：67%的用户称自己“超出一般水平”，其中有21%的男性用户声称自己“非常英俊”。只有30%的用户说自己“长相一般”，1%的用户表示自己的长相“低于平均水平”，这说明大部分网上约会者不是吹牛鬼，就是自恋狂。（或者他们可能只是比较现实而已，根据房地产经纪人的经验，如果你不声称一所房子“迷人”或者是“棒极了”的话，别人甚至都不愿意去看它一眼。）28%的女性用户说自己是金发，这一比例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很多人都在染发，或者是在撒谎。

与此同时，有些用户却表现得非常诚实。8%的男性用户（大约每12名用户中就有一个）承认自己已经结婚了，其中有一半人声称自己“婚姻很幸福”。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很轻率。在258个声称自己婚姻幸福的人当中，只有9个愿意公布自己的照片。显然，他们宁愿找不到情人，也不希望妻子在网上看到自己的照片。（可以想象，当妻子大发雷霆“你在网上到底干什么？”的时候，丈夫通常会无言以对。）

在导致网络约会失败的诸多因素当中，“没有张贴照片”无疑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不一定要张贴你本人的照片；你完全可以在网站上贴一张更好看的陌生人的照片，可这种做法有时反而会给你带来麻烦。）跟那些张贴了自己照片的男性用户相比，一个没有张贴自己照片的男性用户通常只能得到1/4的回应率；而一位没有张贴照片的女性所得到的回应数量只有张贴者的1/6。即便是一位收入不高，教育水平低，工作没前途，长相不吸引人，身体超重，有些秃顶的男性用户，一旦他把自己的照片贴到了网站上，他所得到的回应率也会高于那些自称“年薪20万元，极其英俊”但却没贴照片的用户。一个人选择不张贴照片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他不知道该如何张贴照片，或者他害怕被朋友们认出来，或者他觉得自己长相不够好。但是如果他不肯张贴照片的话，其他用户对他的信任度显然就会大打折扣。

约会成功并不容易。即便在那些张贴了自己照片的男性当中，也有57%的人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23%张贴照片的女性从没得到过任何回应。事实上，网上约会者所表现出的偏好和日常生活中男女交往的模式完全一致。

比如说，声称自己准备建立长期关系的男性比只准备发展一夜情的更容易得到回应；而只准备寻找一夜情的女性用户却更容易得到回应。对于男性用户来说，女性的长相非常重要；而对于女性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一个男人的收入水平，一个男人越有钱，他所得到的电子邮件就越多；女性收入水平对男性的吸引力却像是一道拋物线：男人不喜欢跟收入水平过低的女性交往，可一旦女性的收入水平过高，他们又会对其敬而远之。男人更喜欢跟学生、艺术家、音乐家、动物医生和名人进行交往，他们不喜欢秘书、退休女性或者是在军队和执法部门工作的女性；而女人喜欢跟军人、警察、消防队员（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就像保罗·费尔德曼在出售小甜饼时遇到的情况一样），以及律师和财务执行官等交往，女性不喜欢蓝领工人、演员、学生以及那些在医院或者是食品服务行业工作的人。女性不喜欢男性红发、卷发或者是秃顶（故意剃成秃头的除外）；而男性则不喜欢那些头发干枯，毫无光泽的女性，他们更喜欢金发美女。在网上约会的时候，女性的一头金发能顶得上一个大学学位（染个头发只需要10美元，而读完大学要付10万美元学费，这笔费用显然小得多。）

除了以上提到的所有关于收入、教育、相貌等信息之外，这些网站的访问者还会列出自己的种族。他们同时还会公布自己对于种族的偏向。根据调查，在种族问题上，人们最普遍的倾向是“跟我一样”或者“无所谓”。就好像《最弱的一环》当中的参赛选手一样，这些访问者也都在公开场合表示出了一种开放性的种族态度。当然，在真正与某位回复者进行单独通信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表现出自己真正的种族倾向。

调查表明，在所有网络用户当中，大约有一半白人女性和80%的白人男性宣称自己并不在乎对方的种族。但根据他们所得到的回复数据来看，结果并非如此。在那些宣称不在乎种族的男性用户所发出的电子邮件当中，有90%都是发送给白人女性用户的。而在那些表示在种族方面无所谓的女性用户所发出的电子邮件当中，有97%都发送给了白人男性用户。

是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男性和女性确实并不在乎对方的种族，他们只是碰巧没有关注那些非白人用户？或者，是否他们表面上虽然声称种族并不重要，可实际上却只是为了给人，尤其是那些潜在的同种族约会对象，一种“思想开放”的印象呢？

我们所公开宣称的信息和我们实际拥有的信息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或者说：我们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无论是在私人关系、商务交往，还是在政治活动当中，都是如此。

如今我们对于政客们“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有时选民也会撒谎。想想看，当一名黑人候选人和一名白人候选人同时竞选的时候，会出现怎样的结果？白人选民是否会对公众撒谎，说他们会投票选举那位黑人候选人，以此来表现他们的公正吗？显然会。在纽约城1989年的市长选举当中，戴维·丁金斯（David Dinkins，1988年—1992年间任纽约市长，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市长。——译者注）最终的选票只比鲁道夫·朱里安（Kudolph Giuliani）多出了几个百分点，而早期的民意测验表明，丁金斯的支持率至少比对手高出15个百分点。当种族优越论者戴维·杜克在1990年竞选美国参议院议长的时候，他所得到的选票比之前的民意测验结果高出了将近20个百分点，这说明在选举之前的调查当中，有成千上万名路易斯安那人并没有坦承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

虽然并没有赢得自己梦想的政治高位，但杜克确实是一位滥用信息的高手。就好像三K党中的骑士巫师一样，他能够收集到成千上万名三K党成员以及其他支持者的名单信息，并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根基。除了利用这些信息之外，他甚至还把这些名单以1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当时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很多年以后，杜克再次使用这些信息，他告诉他的支持者们说自己已经陷入了困境，急需他们的捐赠。通过这种方式，杜克声称共筹集到了数十万美元，从而得以继续从事他推行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工作。在给支持者们的一封信中，杜克宣称自己穷困潦倒，连财产都快被银行没收了。

事实上，杜克早已将自己的房屋出售获利了。（不知道他房地产经纪人是否也从中渔利了。）而且实际上，杜克所筹集到的这笔钱也并没有被用来从事推进白人优越论的工作，而是用来满足自己的赌博恶习了。这一切直到他被警方抓捕，并被送往德克萨斯州大泉联邦监狱服刑的时候才得以真相大白。

第3章

为什么毒品贩子仍然

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

本章将讨论为什么传统智慧经常是被捏造的。

为什么专家们经常虚报统计数据……

如何提出好的问题……

苏迪·温卡尔的毒窟之旅……

生活就是一场巡回赛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还高……

毒品贩子、高中四分卫和编辑助理之间有何共同点……

高效可卡因的发明跟尼龙袜的问世之间有何共同的地方……

毒品真的是历史上自金·克罗法案以来，

对美国黑人影响最大的因素吗？

列维特的理论似乎适用于解释所有问题，但又似乎无法解释任何问题。他就像是一只富有智慧的蝴蝶，没有人能够制服得了他（他曾经受邀担任克林顿的经济小组成员，2000年布什参加选举的时候，曾经邀请他担任犯罪事务顾问），可所有人都宣称得到了他的帮助。他以善于提供“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而著称于世。当一辆机器出现故障，所有的工程师都在忙着寻找各种原因的时候，只有列维特意识到，原来电源没有插上！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在前面两章当中，我们主要是围绕两个古怪的问题展开的：学校教师和日本相扑运动员有何共同之处？以及三K党和房地产经纪人有何相似之处？可如果你能够提出足够的问题，即便这些问题有时会显得有些古怪，你最终也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提问的第一个技巧在于判断你的问题是否是一个好问题。那些从来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未必是好问题。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的聪明人一直在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许多问题之所以没有被提出来，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值得一提。

可如果你能够提出一些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并能找到一个让人们感觉出乎意料的答案，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颠覆“传统智慧”，那么你可能会变得非常幸运。

大名鼎鼎的经济学传奇人物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创造了“传统智慧”这个短语（根据加尔布雷思的定义，传统智慧就是指那些“虽然没有切实证据证明，但却因为被广大精英和权威人士所传扬而成为社会共识的观点及信息”。——译者注）。在他看来“传统智慧”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人们经常会把那些便利的，”他写道，“以及与我们的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事物认定为真理，并努力拒绝那些让我们感到不适或跟我们的生活常识格格不入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会接受那些有助于提升我们自尊的东西。”加尔布雷思接着写道，“经济和社会行为极其复杂，试图把握它们会让你筋疲力尽。所以人们总是会努力坚持那些能够让我们理解的方式和观点。”

因此，在加尔布雷思看来，“传统智慧”必须简单、方便，而且让人们感觉舒服，虽然它的内容未必是真实的。认为“传统智慧肯定错误”的想法无疑是愚蠢的。但注意到“传统智慧”可能是错误的（比如说，注意到人们总是倾向于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进行思考），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提出好的问题。

一项针对美国无家可归者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米奇·斯尼戴尔（Mitch Snyder）的人开始为美国无家可归者奔走，他宣称美国当时至少有大约300万人无家可归。公众立刻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关注。至少有超过1%的人无家可归？这听起来确实有些太离谱了，可既然这是专家的统计数据，那应该是不会错的。于是这个话题立刻引起了全美公众的关注。斯尼戴尔甚至跑到国会力陈此事的严重性。据说他还曾经在大学演讲的时候告诉听众，说每秒钟会有45名无家可归的人死去，也就是说，美国每年都会有14亿无家可归的人死亡。（当时的美国人口总数为2.25亿。）假设斯尼戴尔口误或者可能是记者引用错误，假设他的意思是每45秒钟就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死亡，那每年死亡的人数仍旧可以达到70.1万——几乎是美国每年死亡总人数的1/3。最后，当有人质问斯尼戴尔该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时，他终于承认自己是在捏造，因为当时记者们一直追问他具体的数据，他不想让他们失望。

像斯尼戴尔这样的专家居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骗别人，这听起来不仅让人有些难过，甚至让人感到意外。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欺骗的并不仅仅是斯尼戴尔一个人。记者们非常需要专家，专家们也需要记者。对于记者来说，他们每天都要为自己的新闻报纸和电视节目提供大量的资料和素材，所以他们总是很喜欢关注那些能够提供新闻话题的专家。就这样，专家和记者们一起，为我们构

建了当今“传统智慧”的主体内容。

广告也是建立“传统智慧”的一种有效工具。比如利斯特防腐液（Usterine），该产品发明于19世纪，最初被当成一种效果奇强的外科抗菌剂。它后来被一些商家进行提炼，然后当作地板清洁剂和淋病药物出售。可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它被标榜为治疗“慢性口臭”（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健康不良的标志）特效药的时候，这种药物才最终取得成功。在利斯特防腐液的新广告中，有一对神情沮丧、郁郁寡欢的男女，他们一方面很想结婚，另一方面却又为对方的口臭而苦恼不已。“我能忍受他的口臭吗？”广告中的女性自言自语道。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没有把口臭当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利斯特防腐液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就好像广告学者詹姆士·特维切尔（James B.Twitchell）所写道的那样，“利斯特防腐液让人们感觉口臭甚至比淋病还要严重。”就这样，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生产利斯特防腐液公司的收入从11.5万美元上升到800万美元。

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传统智慧”一旦形成，就很难得到改变。乔治·布什（George W.Bush）的狂热批评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wl Krugman）在2004年早些时候曾经这样评价布什的连任竞选，“媒体把布什塑造成一位总是喜欢虚张声势、诚实坦荡、口无遮拦的家伙，所以记者们总是报道那些符合这种形象的新闻。可如果‘传统智慧’把他塑造成一个喜欢装成牛仔的软弱无能的富家公子，那么记者们同样可以找到大量的故事来证明这一点”。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几个月当中，各派专家纷纷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预测。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好像米奇·斯尼戴尔的情况一样，往往是应“传统智慧”的一方最终赢得了辩论。女性权益保护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女性权益保护分子宣称，在每3个美国女性当中，就有一个是强奸或强奸未遂行为的受害者。（实际的数字应该是8：1。）那些为救治各种疾病而奔走的人也会采用同样的做法。为什么不呢？只要稍微撒个小谎，他们就可以吸引到强烈的关注，并募捐到大笔资金和政治资本，从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当然，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无论是女性健康保护专家、政治顾问，还是广告公司执行官，他们的出发点跟普通人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些专业人士的出发点甚至可能会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以警察为例。最近一项听证会表明，亚特兰大的警察在12世纪90年代前半期曾经隐瞒了大量的犯罪报道。这种情况明显是从亚特兰大准备申请1996年奥运会的时候开始的。要想申奥成功，该市必须改变自己的暴力形象，而且要快。因此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该市警察系统每年都要对成千上万的犯罪报道进行处理，这些报道要么从暴力犯罪降级为非暴力犯罪，要么干脆被彻底隐瞒。（可尽管亚特兰大市警方仅在2002年就隐瞒了超过2.2万起案件，亚特兰大还是经常被列为美国最有暴力倾向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的警察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可卡因的突然问世让美国所有的警察都万分紧张，他们在举国上下展开大搜捕，试图找到可卡因的源头。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前正在进行的并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毒品贩子们都装备有最先进的武器，手里掌握着大把大把的现金，永远也花不完。结果，美国警方的这种做法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于那些合法的公民来说，没有什么比“靠贩卖毒品发家的百万富翁”这一形象更让人感到气愤的了。很快，媒体立刻围绕这件事情展开了报道，他们把毒品交易塑造成“美国利润最为丰厚的工作之一。”

可如果你稍微花些时间研究一下毒品交易最为频繁的那些政府救济区，你就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不仅大多数毒品贩子仍然居住在救济区里，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住在家里，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或许你会挠挠脑袋，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找到适当的资料，而要想找到适当的资料，我们首先必须找到适当的人。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毒品贩子很少会接受经济学训练，而经济学家又很少跟毒品贩子搅和在一起。所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找到一些既跟毒品贩子有来往，又能够得到他们的交易资料的人。

苏希尔·温卡什（Sudhir Venkatesh），童年时代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希德（Sid）出生于印度，他从小居住在纽约郊区，后来搬到南加利福尼亚，在位于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获得数学学位。1989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对研究年轻人在社会当中的自我定位问题很感兴趣，为此，他曾经用3个月的时间跟随迷幻摇滾乐团（The Grateful Dead）周游全美国。但他对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实地考察研究方式并没有多大兴趣。

尽管如此，他的导师，著名的贫穷问题专家威廉姆·朱里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还是派他去进行了一次实地研究。他的任务是深入芝加哥最贫穷的黑人居住这，对居住在那里的人进行一次问卷调查。该问卷包括70多项选择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

生为黑人，又这么贫穷，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何感受？

a.很糟糕

b.糟糕

c.不好也不坏

d.还不错

e.很好

一天，温卡什走到距离大学20个街区之外，位于密西根湖边的一个政府救济区进行调查。该社区由36栋黄泥砖结构的楼房组成。温卡什很快就发现，自己手头的人口统计资料早已经过时了。这些楼房已经破败不堪，其中有很多房间的住户都已经搬走了。有些人家住在低层的楼房里，用的是从附近社区偷来的水和电，而且电梯也已年久失修，无法继续工作了。楼道里的灯也坏了。当时正是冬天的傍晚，天快要黑了。

温卡什是一个很机灵、英悛、体格健壮，但却并非十分勇敢的小伙子，他走进一栋楼房的6层，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人来完成他的问卷。突然之间，就在楼梯拐角的地方，他看到有一群年轻人在掷骰子原来是附近的一群小毒品贩子，看到温卡什，他们显得很不高兴。

“我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温卡什一边吞吞吐吐地说着，一边拿出了问卷，“我想到这里来……”

“去你妈的，黑鬼，你来我们的地盘干吗？”

当时芝加哥的帮派斗争非常厉害。形势近来变得非常紧张，几乎每天都有枪战发生。这伙年轻人是其中一个黑帮“黑人帮”的成员。他们显然并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温卡什。他好像不是对头帮派的成员。可说不定他是个奸细呢？他显然不是警察。他既不是黑道，也不是白道。他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危险人物，身上只带个记事本，但似乎也不太安全。温卡什后来告诉我们，“幸运的是，在跟乐队一起巡演了3个月之后，我的长头发看起来确实让人感觉有点不大正常。”

于是这些黑帮小弟们开始讨论该怎么处置眼前的这个家伙。让他走？要是他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泄露给对头帮派怎么办，那样他们就会很容易遭到对方的伏击。一个看起来有些神经质的家伙两只手一直在不停地搓着什么东西，借着楼道里昏暗的灯光，温卡什终于看清他手里原来拿着一把枪。一边搓着，那个家伙一边嘟囔着，“让我干掉他吧，让我干掉他吧。“温卡什当时简直吓坏了。

人群开始越聚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大。突然，一个看起来年纪比较大的家伙出现了。他一把夺过温卡什手里的记事本，当他看到上面是一份写满问题的问卷时，他不禁有些迷糊了。

“这是什么啊？我看不明白。”他说道。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字，”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说道，然后大家冲着这个年纪大的家伙笑了起来。

他让温卡什走上前来，让他解释一下问卷上的问题。于是温卡什提出了一个“身为黑人感觉如何”的问题，结果周围人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立刻群情激愤，有的人甚至勃然大怒。温卡什后来告诉他的同事，就在那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只给每个问题列出5个选项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他觉得答案应该改成：

a.很糟糕

b.糟糕

c.不好也不坏

d.还不错

e.很好

f.去你妈的

就在形势变得非常危险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出现了。这人叫J.T.，是此地的黑帮老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J.T.问道。听完手下汇报之后，他让温卡什给他读了几道问题。听完之后，他说他无法回答上面的问题，因为他不是黑人。

“那么，”温卡什说道，“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又过着这种穷日子，你感觉如何？”

“我也不是非洲裔美国人，你这个白痴。我是个黑鬼。”J.T.然后开始就“黑鬼”跟“非洲裔美国人”以及“黑人”之间的区别给温卡什上了生动（但不友好）的一课。说完之后，场面开始有些尴尬，大家都默不做声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他们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处置温卡什，这时候20多岁的J.T.已经让自己的手下冷静了下来，可他好像并不打算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夜幕降临，J.T.离开了。“很少有人能从这里活着出去，你知道吗？”那个神经质的家伙一边玩着枪，一边恐吓温卡什。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大家开始逐渐放松下来。他们递给温卡什一瓶啤酒，接着又给了他一瓶，然后又给了第三瓶。喝完之后，温卡什想去小便，他跟其他人一起来到楼梯拐角的地方，那天晚上，J.T.来过几次，不过没说什么。不知不觉天亮了，很快就到了中午。温卡什想找个机会跟对方讨论一下问卷的问题，可这帮小毒品贩子们只是笑了笑，告诉温卡什他的问卷非常愚蠢。最后，在囚禁了温卡什将近24小时之后，他们让他走了。

他回到家里，冲了个澡，让全身放松下来。不过他仍然感到非常好奇。就在这个时候，温卡什突然想到，从来没有人，包括他自己，关心过贫民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状况。他现在非常想知道这些黑帮分子的工作细节，比如说他们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等级分工又是怎样的等等。

于是几个小时之后，温卡什决定再次回到救济区。只不过这时他脑子里已经想出了一些更好的问题。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之后，温卡什已经意识到传统的调研方法是相当荒谬的，于是他决定放弃问卷调查的方式，亲自深入到这些黑帮分子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他找到J.T.，告诉他自己的计划，刚开始的时候，J.T.觉得他简直是疯了，他不敢相信一个大学生居然要跟黑帮分子混在一起。可他同时也非常钦佩温卡什的勇气，因为J.T.本人也是大学毕业，并且在大学里修的是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之后，他曾经在一家公司的市场部找到一份工作，负责销售该公司生产的办公设备。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自己跟那里的环境格格不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好像一个白人不适合到黑人的公司工作一样”，于是他很快辞职了。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学到的东西，他深知收集资料和找到新市场的重要性，而且他总是在寻找更好的管理策略。换句话说，J.T.成为黑帮老大也不是偶然的，他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J.T.答应温卡什，允许他接触所有的黑帮活动资料，但当J.T.感觉如果公开某些信息会对本团体有害的时候，他就有权让温卡什删除这些信息。

就在温卡什首次探访之后不久，这片救济区遭遇拆迁，J.T.的整个团体也搬到了芝加哥南部的另外一个救济社区里。在接下来6年的时间里，温卡什实际上等于跟J.T.的团体生活在一起。在J.T.的保护下，他亲眼目睹了整个团体活动的所有细节。他提出了数不清的问题，有时候他的问题甚至会让这些黑帮人物感到厌烦；更多的时候，他们把他当成是一种发泄的渠道。“外面在打仗，伙计，”有人告诉他，“我是说我们每天都在挣扎着活下来，你知道，我们只能干这个，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是有一天，我们不幸被人干掉的话，那也只能怪我们倒霉，这里的黑鬼们全靠干这行养家糊口。”

温卡什轮流跟这些卖毒品的家伙住在一起，从一家搬到另一家，帮他们洗盘子，睡在他们家的地板上。他给这些人的孩子们买玩具；他还曾经看到过一个妇女用自己孩子的婴儿服去吸干一个十几岁的毒品贩子枪口上的血——温卡什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自己面前被人一枪打死。在这段时间里，芝加哥大学的威廉姆·朱利斯·威尔逊每天都在为温卡什心惊胆战。

在经过多年的帮派斗争之后，J.T.的帮派终于被送上了联邦法庭。J.T.的亲信，一个名叫布提（Booty）的家伙，向温卡什透露了一个秘密。其他成员都认为是布提向警方告的密，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快就会被杀掉。（事实确实如此。）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大家都在说毒品交易本身并不会害人，可布提一直认为自己的行为充满罪恶感。他希望能够为后代留下一些对他们有益的东西。于是他交给了温卡什一个已经被翻破了的记事本，上面印着该帮派的标志性颜色——蓝色和黑色。其中记录了整个帮派4年来所有的财务明细。在J.T.的指导下，布提对所有的财务问题做了记录，包括销售额、工资、应收账款，甚至包括应该付给那些在帮派斗争中死去的黑帮分子的抚恤金。

刚开始时温卡什不想要这个记事本。要是警察从他身上找到这个记事本怎么办，说不定他也会因此被告上法庭？而且他要这些资料有什么用呢？虽然他曾经受过专门的数学训练，可他很早就放弃用数字思考的习惯了。

完成在芝加哥的学业之后，温卡什接到哈佛学者协会的邀请，去哈佛大学进行一次为期3年的研究。那是一个崇尚自由生活和批判思维的地方，那里有黑胡桃木的写字台，还有奥利佛·文德尔·荷默斯（Olive Wendell Holmes，著名法学家，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曾经用过的家具，这一切都让温卡什感到兴奋。事实上，他非常喜欢在哈佛学者协会的生活。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常常离开哈佛，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芝加哥的黑帮聚居地。这种实地性的研究让他变成了一个“异类”，因为他周围的大部分年轻学者都属于中规中矩的知识分子。

学者协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有机会聚到一起。在这种环境中，温卡什很快遇到了另外一个同样怪异的家伙。这个家伙碰巧是一名经济学家，而且跟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没有把心思花在那些宏大的问题上，而只是整天研究那些自己感兴趣的微观问题，他所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犯罪。因此，在相遇10分钟之后，温卡什就告诉列维特自己有一个芝加哥黑帮的记事本，于是他们决定以此为资料合写一篇文章。这是一名经济学家第一次有机会得到这种资料，并因此找到了一个研究犯罪分子内部情况的机会。

黑帮内部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呢？跟美国大部分企业，尤其是麦当劳，极其相似。事实上，如果把麦当劳的内部组织画成一张流程图的话，你会发现它和黑帮组织的结构图惊人地相似。

温卡什碰到的这个黑帮组织只是一个更大的黑帮组织的分支机构，或者说是该组织上百家“特许加盟店”之一。受过大学教育的J.T.实际上是该加盟店的经理，他向由该组织的20名核心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白人帮派组织的结构跟黑人的帮派结构非常类

似。）为了争取到在指定区域（大约12个街区）内销售毒品的权利，J.T.要把自己纯收入的20%支付给“董事会”，然后他才可以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对剩下的钱进行分配。

J.T.手下有3个副手：一个是执行官（他负责保护帮派成员的人身安全），一个是财务官（他负责管理帮派的资产），还有一个是运营官（他负责跟供应商进行沟通，实现毒品和货款的转移和支付）。3位副手下面是一些小兵，他们负责在大街上出售毒品。小兵的目标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副手。一般情况下，J.T.手头大约有25~75名小兵，他的团队规模主要受季节和帮派领地大小的影响，一般来说，秋天是生意最好的季节；夏天和圣诞节的生意往往不大好，而且，当帮派地盘扩大的时候，他的组织规模通常也会相应地扩大。在帮派组织的最底层，有大约200名普通成员，这些人甚至无法领到工资。事实上，他们还要向帮派交钱，作为交换，帮派会向他们提供保护，并在条件适当的时候吸纳他们加入组织。

记事本中记录的4年碰巧正是毒品交易最为火暴的4年，J.T.的生意好极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收入增加了整整3倍：在第一年的时候，该帮派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是1.85万美元；到了第4年，它每个月的收入达到了6.84万美元。以下是该帮派在第3年的时候每个月的收入：

毒品收入　　　24800美元

各项收费　　　5100美元

保护费　　　　2100美元

月度总收入　　32000美元

“毒品收入”只包括那些出售可卡因所获得的收入。虽然该帮派也允许普通成员在本帮派地盘上销售海洛因，但它只征收一笔固定的许可费。（这些钱不被记入账目，而是直接进了J.T.的腰包；而且他很可能还有其他类似的收入来源。）5100美元的各项收费完全来自普通成员所交纳的费用，因为那些全职的帮派成员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保护费是指那些在帮派地盘上经营的企业所交纳的费用，这些企业通常是杂货店、杂技团、夜总会、赃物交易市场或者修车厂。

下面是除工资之外，J.T.所需要支付的成本：

购买毒品　　　　　　　　　　 5000美元

向“董事会”交纳的费用　　　 5000美元

打手　　　　　　　　　　　　　300美元

武器开支　　　　　　　　　　　300美元

其他开支　　　　　　　　　　 2400美元

月度（不含工资）总开支　　　14000美元

这里的打手通常不是帮派成员，他们只是该帮派在应付帮派斗争时从其他地方临时请来帮忙的人。武器的开支很小，因为J.T.的帮派跟当地的枪械商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J.T.会帮助枪械商在周围地区开展业务，作为交换，枪械商会向他们提供一些免费或者是打折的武器。“其他开支”包括法律费用、帮派聚会、贿赂的费用，以及一些由帮派赞助的“社区活动”（很多黑帮都尽量使自己在社区中的名声好一点。）除此之外，“其他开支”还包括一些与“殉难兄弟”相关的费用，帮派不仅要承担这些人的丧礼费用，还要给他们拨出3年工资作为抚恤金。温卡什曾经疑惑为什么帮派会在这方面如此慷慨。“这真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别人告诉他，“你跟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居然还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家人。”而且提供抚恤金的做法还可以避免帮内成员叛变（这很可能会给整个帮派带来致命的打击），而且还可以为整个帮派树立好的形象，而他们只需支付几百美元。

其他的钱都被用来分给帮派成员，首先是J.T.。根据记事本上的记录，我们发现这样一行字：

帮派老大每月净收益：8500美元

按照这个数字，J.T.每年的净收入大约为10万美元，这些收入无需交税，而且还不包括其他各种没有被记录在案的收入。这显然要远远比他在办公室里挣得多。J.T.只是整个黑帮系统之中上百名“中层领导”中的一位。所以有些大的毒品交易商能够买得起大房子，那些“董事会”成员更可以买得起豪宅。该帮派的20名顶级成员平均年薪都在50万美元以上。（当然，他们当中有1/3随时可能进监狱，所以对于从事这种非法行业的人来说，“高层”未必是个好位置。）

整个黑帮组织排名最靠前的120名成员都有着不错的收入，而且他们所在的这个金字塔非常庞大。正像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J.T.的手下有3名副手以及大约50名小兵，如果按照这个规模进行类推的话，整个黑帮至少还有5300名成员，他们都在为顶级的120名“大哥”工作。除此之外，还有2万名不领薪酬的普通会员，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有朝一日能够加入帮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愿意向黑帮交钱。

那么黑帮普通成员的收入到底如何呢？下面是J.T.支付给手下的工资明细：

付给3位副手的总开支：2100美元

付给所有小兵的总开支：7400美元

月度薪酬总开支：9500美元

可见J.T.付给他手下的钱一共只有9500美元，比他自己的账面工资高出1000美元。J.T.每小时的薪水是：66美元。相比之下，他的3位副手每个月只能拿回家700元，也就是说，他们每小时的工资只有7美元。小兵们每小时的工资只有3.3美元，低于美国最低工资水平。所以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除了那些最顶级的头目之外，大多数毒品贩子仍然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在这里就找到了答案：因为他们没有挣到足够的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跟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在该黑帮处于顶级位置的120名头目每个月的开支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从人数上来说，他们只占黑帮总人数的2.2%。

换句话说，一个黑帮组织的运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跟一个标准的资本家企业非常类似：要想获得高薪，你必须尽量做到高级别。虽然这些黑帮头目们总是在宣扬自己的组织就像一个大家庭，但实际上帮派内部的收入分配跟美国公司中的资金分配并没有太大差别。在黑帮组织当中，一名小兵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麦当劳里烤汉堡的员工，或者是沃尔玛商店里的装卸工。事实上，J.T.手下的许多小兵也都有份合法的工作（当然，他们的薪酬水平只能达到最低工资水平），以此来补偿自己从事非法工作的微薄收入。有一名黑帮头目曾经告诉温卡什，说他完全可以付给小兵们更多薪水，可他不愿意那么做。“这些黑鬼们都想坐到我的位置上，是吧？”他说道，“所以，你知道，我一直在照顾他们，可另一方面，我也必须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板。我必须首先满足我自己的要求，否则我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老大。如果我对他们过于仁慈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我软弱，好欺负，以后我就很难指挥他们了。”

除了收入极低之外，小兵们的工作条件也非常恶劣。对于那些刚刚加入组织的人来说，他们必须整天站在街角，跟那些毒品头目们打交道。（帮派成员自己通常不会吸毒，一旦被发现，他们有可能遭到殴打。）小兵们还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此外还有街头经常发生的各种暴力事件。通过该黑帮的财务记录以及温卡什进行的其他研究，我们可以很容易推算出J.T.的帮派在4年当中所遇到的暴力事件次数，结果相当令人吃惊。如果你是J.T.的一名手下的话，你在4年当中所面临的情况如下：

被逮捕的次数：5.9次

遭受非致命攻击或伤害（包括帮内惩罚）的次数：2.4次

被杀害的概率：25%

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可能送命！让我们做个对比，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美国最危险的工作是伐木工人，在4年时间里，每两百名伐木工人当中就有一人可能会丧命；或者我们也可以把黑帮死亡概率跟德克萨斯州的死囚犯被处决的人数进行对比，根据德州警方的说法，德州是全美执行死刑最多的州。在2003年，德州一共处死了24名死囚，只占该州死囚总数的5%。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在芝加哥街头卖毒品的人来说，他们被干掉的概率甚至高于德州监狱里的死囚犯。

既然毒品交易是美国最危险的工作，而且大多数毒品贩子每小时的工资只有3.3美元，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从事这份工作呢？

事实上，这些毒品贩子的心态，跟那些从威斯康辛乡下跑到好莱坞的女孩子们，还有那些愿意早晨5点钟起床做运动的高中四分卫们（quarterback，美式足球比赛中的后场运动员，位置在开球线后面，通常为比赛发号施令。——译者注）的心态有些相似。他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充满高度竞争的行业里取得成功，而且一旦成为该行业的顶级人士，他们就能发大财（此外还有随之而来的荣耀和权力）。

对于那些从小在芝加哥南部的救济区里长大的孩子们来说，卖毒品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在他们当中很多人看来，黑帮老大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既风光又能赚很多钱。要是他们在其他环境下长大的话，说不定他们很容易想到要去做一名经济学家或者是作家。可在J.T.活动的社区长大的孩子们很少会想到要去找一份体面而合法的工作。该社区有56%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美国的平均水平为18%）；78%的人来自于单亲家庭；其中只有5%的成人有大学学位；每3个成年人当中，拥有正式工作的不到一个。该社区的收入大约为每年1.5万美元，还不到美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在温卡什跟J.T.一起活动的那几年时间里，曾经有很多黑帮成员请温卡什帮忙给他们在芝加哥大学找一份看门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了。

毒品交易的问题跟很多行业的问题一样，都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在黑帮里赚大钱的概率并不高于威斯康辛乡下女孩成为好莱坞巨星的概率，也不高于高中四分卫打入全国足球联赛的概率。毒品贩子们也是人，他们的行动也会受到动机的影响。所以如果诱惑足够大，他们就会愿意为其付出努力。在芝加哥南部地区，那些希望靠卖毒品出人头地的大有人在。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市场的经典法则自然就会发生作用：当很多人愿意竞争同一份工作的时候，这份工作的报酬通常不会太高。这也是决定该工作薪酬水平的4个主要因素之一——决定工作薪酬水平的其他3个因素是：工作所要求的专业技能水平，工作所让人产生的不快感，以及工作本身要求从业人员所付出的服务水平。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4个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来解释“为什么妓女的平均收入会比建筑师的平均收入高？”这样一个问题。在大多数人看来，妓女的收入不应该高于建筑师。建筑师通常需要接受更为专业的训练，而且受过更好的教育。可问题是，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梦想着自己长大后去当妓女，这也就导致潜在的妓女供应量相对很小。她们的技能却是在非常具体的环境当中磨炼出来的，再加上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会让她们感到很不愉快，因为这份工作至少会给她们带来两方面的危险：潜在的暴力威胁以及她们很可能会因此失去获得幸福家庭的机会。市场上对妓女的需求如何呢？毫无疑问，建筑师对妓女的需求程度要远远大于妓女对建筑师的需求程度。

在那些比较出风头的行业当中，比如说影视业、体育运动、音乐界、时尚界等，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即便是在一些不是那么耀眼的行业里，比如说出版、广告、媒体等，也会有大批聪明的年轻人趋之若鹜，为了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宁愿全心全意地长时间忍受薪酬极低的工作。所以才会有人愿意在曼哈顿的一家出版公司做一个年薪2.2万美元的编辑，免费做一名高中四分卫，或者是做一名每个小时只挣3.3美元的毒品贩子，在他们看来，自己只不过是在进行一场联赛。

联赛的规则非常明确的。任何人都必须从最底层开始。就好像一位大牌球星必须从小联赛开始，三K党里的巨龙也必须从小喽罗开始做起一样，毒品巨头通常也要从在大街上卖毒品开始。你必须愿意在报酬很低的情况下忍受长时间的艰苦工作。要想在联赛中晋级，你必须证明自己具有相应的能力。（当然，在不同的行业当中，从业者证明自己能力的方式也各不相同；J.T.当然会监督小兵们销售毒品时的表现，在这一行，个性的力量要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最后，一旦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爬到高层的位置，你就会退出比赛。（当然，有些人坚持的时间比其他人要更长一些，相信我们都见过有些人在纽约城干了一辈子服务生，可人们通常会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在这行继续发展。）

一旦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前途，J.T.手下的大多数小兵都会开始考虑退出这行。尤其是当枪战开始的时候。经过几年相对平静的日子之后，J.T.的帮派开始陷入了跟邻居帮派之间的一场厮杀。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枪战。对于那些经常处于第一线的黑帮小弟们来说，他们的处境尤其危险。因为业务要求，他们必须出现在那些很容易让客户找到的地方，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很容易遭受到其他帮派成员的攻击。

在帮派斗争爆发之前，J.T.的手下一直觉得，虽然这份工作很危险，而且工资也很低，可如果能够有机会获得提升的话，他们还是愿意忍受下去。可正像一名成员告诉温卡什的那样，他希望自己能够为新加的风险得到更多报酬：“你愿意每天为这点钱冒着生命危险吗？不愿意，对吧？你肯定不会的，既然我随时可能会丧命，为什么不多给我点钱呢？”

J.T.也不希望发生帮派斗争。一方面是因为，一旦发生枪战，他就要被迫付给手下更多工资；另一方面，当帮派之间发生枪战的时候，各方的生意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汉堡王和麦当劳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发动价格战的话，他们多卖出汉堡的收入很可能会被价格上的下降抵消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不需要去冒生命危险。）可当帮派之间爆发枪战的时候，销售额肯定会直线下降，因为没有人愿意冒着枪林弹雨跑到大街上买毒品。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J.T.都要为枪战付出惨重代价。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发动枪战呢？事实上，发动枪战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些在街头卖毒品的小兵们。很多黑帮头目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手下，因为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

对于J.T.来说，暴力行为只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他情愿自己的手下永远不跟对方开战。可对于在大街上卖毒品的小兵们来说，枪战对他们有利。在黑帮生活中，一名小兵脱颖而出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枪战中证明自己的勇气。只要能够干掉对方，周围的人就会谈论他，尊敬他，甚至是害怕他。他就可以为自己树立名声；而对于J.T.来说，他希望自己的手下不要这么做。“我们总是在告诫这些小兄弟们他们属于一个严格的组织，”J.T.曾经告诉温卡什，“我们不喜欢杀来杀去，可他们总是受那些电影的影响，他们觉得黑帮就是打来打去，杀人放火。可事实并非如此。你应该学会服从命令；你不可能总是整天跟人拼命。这对我们的生意没有好处。”

最后，J.T.取得了胜利。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帮派逐渐得到扩张，并进入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新阶段。J.T.赢得了这场战斗。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有不错的收入，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他所做的事情。他身材高大、相貌英悛、头脑灵活、作风果断，知道怎样去激励自己的下属。而且他还非常精明，从来不会在身上带着现金，因为那样很可能会让他落到警察手里。他的手下们只能从他这里领取很少的薪水，所以要被迫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可J.T.不同，他拥有几处房产，买了好几部汽车，甚至还拥有好几个女人。当然，他还曾经受过商学院的教育。他总是在尽量发挥自己的优势，这也正是他要求自己的手下对所有财务活动保持清晰记录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位黑帮头目能够做到像他这样。为了表现自己在生意上的精明，J.T.甚至曾经把自己的账簿拿给“董事会”成员看，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确实有着很强的商业天赋。

效果好极了。从业6年之后，J.T.被提拔为“董事会”成员。他当时刚刚34岁，就已经在“联赛”中赢得了胜利。可这场比赛跟出版和体育，甚至是好莱坞，都有所不同，它是非法的。就在J.T.被提拔为“董事会”成员之后不久，他所在的黑帮遭到联邦政府起诉，就是布提把记事本交给温卡什的那次起诉，J.T.锒铛入狱。

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强效纯可卡因（一种经过提炼的高度纯可卡因，通常采用加入苏打，然后加热提纯的方法制成。——译者注）跟尼龙袜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

1939年，当杜邦公司推出尼龙袜的时候，无数美国女性觉得这筒直是一个专门为她们订做的奇迹。在那之前，袜子都是用丝绸做的，这种质地的袜子不仅价格昂贵，极易损坏，而且经常断货。相比之下，尼龙袜价格低廉，款式新颖，而且让人爱不释手，所以到1941年，杜邦公司就已经卖出去了6400万双尼龙袜，比当时美国的成年女性人数还多。

就这样，杜邦实现了一个几乎所有市场营销人员都曾经有过的梦想：它让普通大众享受到高品质的经典之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尼龙袜的发明跟强效纯可卡因的问世非常相似。

20世纪70代的时候，对于那些从事毒品交易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可卡因更加高贵的了。由于受到摇滚巨星、电影明星、体育明星，甚至是政治家们的追捧，可卡因几乎成了权力与个人魅力的代名词。它干净、洁白、样子非常好看。相比之下，海洛因却会让人感觉不够档次。

可问题是，可卡因太贵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那种梦幻感持续的时间也太短。于是渐渐地，一些可卡因的使用者们就开始想办法提高它的效力。他们主要的做法是“游离盐基化”——在盐酸可卡因或者是粉状可卡因中加入氨和乙醚，然后对其进行加热，从而剔除其中的杂质。但这种方法往往非常危险。正像里查德·普里尔（Richard Pryor）曾经用试验证明的那样（他几乎在提纯的过程中丢掉性命），化学方面的问题最好还是留给化学家来解决。

与此同时，遍布全美（甚至包括加勒比海和南美地区）的可卡因贩子们和那些吸食可卡因的“癮君子”们也在想办法提纯可卡因。他们发现，只要将粉状可卡因放在一把勺子里，放上一些苏打粉和水，然后加热，等到水分蒸发以后，就可以制造出固体状的可吸食的可卡因。这种可卡因有时被称为“霹雳可卡因”，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勺子里的苏打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还有人给这种可卡因取了很多更加有趣的绰号：摇滚、岩石、狗食、拼字游戏、爱等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强效纯可卡因已经成为普及品。我们知道，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首先市场上要有充足的可卡因供应，此外还要有一种将新产品引入大众市场的通道。

由于哥伦比亚能够提供大量可卡因，所以制造强效纯可卡因的原料很容易获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时候，美国市场上的可卡因纯度骤然提高，而与此同时，它的批发价格却急剧下降。一个名叫奥斯卡·丹尼罗·布兰登的尼加拉瓜移民被怀疑是美国在哥伦比亚最大的可卡因进口商。事实上，由于布兰登跟洛杉矶中南部的毒品贩子们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人们送给了他一个绰号——“毒品加工厂”。布兰登后来宣称，他之所以出售可卡因，完全是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赞助的尼加拉瓜堪查斯（20世纪70年代活跃在尼加拉瓜的一支游击队力量，受美国政府支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推翻当时统治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译者注）筹集资金。他还宣称，正因如此，美国政府才愿意在背后为他的贩毒活动撑腰，允许他在市场上售卖可卡因。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相信这种说法，尤其是那些住在城里的黑人，他们相信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毒品交易的最大赞助机构。

当然，本书并不会去印证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可以肯定的是，奥斯卡·丹尼罗·布兰登在哥伦比亚可卡因制造商和美国内陆毒品贩子们之间建立的通道实际上改变了美国历史。通过将大量可卡因输送到美国的街头黑帮手上，布兰顿和他的同行们在全美掀起了一场毁灭性的毒品浪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类似于“黑人帮”之类的组织才得以存在。

只要有城市，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黑帮存在。在美国，黑帮通常被认为是那些初来乍到美国的移民接收站。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超过1300个黑帮，其中包括了你所能想象到的各个种族、政治派别和犯罪倾向分子。事实证明，这些黑帮与其说是在赚钱，倒不如说是在捣乱。有些黑帮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商业企业，有些（其中最明显的是那些意大利黑帮）也确实赚了些钱（至少帮派里的高层赚到了钱）。可大多数黑帮分子都没有从中发财。

在芝加哥，黑人帮派尤其兴盛，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黑帮分子中的黑人成员多达上万人。这帮人组成了庞大的犯罪分子军团，直接威胁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犯了罪的人似乎永远都不会受到惩罚。回想起来，对于美国大多数城市中的犯罪分子们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无疑是一个黄金时期。当时正是自由司法制度和罪犯权利运动的高峰时期，在人们犯了罪之后，他们遭受惩罚的概率很低，以至于那些犯了罪的人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法院开始大规模地改变这种情况。罪犯的权利被大大限制，法官们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审判制度，越来越多的芝加哥黑帮分子被送进监狱。凑巧的是，这些人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墨西哥黑帮分子（众所周知，墨西哥黑帮分子跟哥伦比亚的毒品贩子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过去，黑帮分子们主要是从中间商那里购买毒品，可现在，随着联邦政府开始对犯罪分子们采取严刑重罚，大批中间商纷纷落网，许多黑帮分子也开始转而直接从哥伦比亚的毒品贩子直接进货。

对于那些生活在贫民区的毒品贩子们来说，可卡因的销量从来都不被看好，因为它太贵了。可随着强效纯可卡因的问世，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对于那些收入不高的吸毒者来说，强效纯可卡因无疑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毒品。因为他只需要购买少量的纯可卡因，通常只需要几美元。它的效力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直达人的大脑，然后很快消失，这样就会促使隐君子们不断购买更多的可卡因。所以，从一开始，强效纯可卡因就注定会在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

那么谁来把这些可卡因卖给街头黑帮毒品贩子呢？这些帮派已经拥有了各自的地盘，而且他们的势力也可以保证他们不会遭到客户的抢劫。于是一夜之间，那些在大街上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组成的帮派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商业企业。

不仅能够带来收入，而且这些帮派还为一些人提供了一份长期职业。在毒品交易出现之前，黑帮分子很难通过加入黑帮的方式来谋生。所以当一个人开始需要养家糊口的时候，他往往选择退出帮派。对于那些年轻时加入黑帮的人来说，他们到了30岁的时候绝对不会还在黑帮当打手：他要么找到了一份合法的工作，要么是死了，或者是被送进监狱了。可有了毒品之后，他们就可以通过黑帮赚钱了。于是当那些传统的终生职位逐渐消失的时候，资格比较老的黑帮分子开始选择留在黑帮。在过去，一名黑人半熟练工可以在芝加哥的工厂里工作，得到一份体面的工资。可随着他们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毒品交易。我们知道，毒品的客户都非常容易上癮，所以就连傻子都能卖掉毒品。

不错，如果说贩卖毒品是一场联赛的话，那么最终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获胜。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毒品贩子们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当他们站在大街上向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客户兜售毒品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对面走过来的人是否会抢劫他，逮捕他，还是会干脆杀了他。这一切都有可能！从他们这里购买毒品的，很可能是一个12岁的小孩子、70岁的老奶奶，或者是一位正义凛然的牧师，他们不小心上了癮，整天只想着多吸两口可卡因。把毒品卖给这样的人显然会有罪恶感，可谁关心这个呢？毒品很可能会让他的邻居送命，可这又有什么关系？

对于美国黑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在二次大战和毒品交易出现之间的40年时间里取得了稳步而巨大的改进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终于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学校里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之间的成绩差异也越来越小。最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婴儿死亡率上的变化。即便是到了1964年的时候，黑人死亡婴儿的死亡率也高达白人儿童死亡率的两倍，其死亡原因通常是一些诸如哮喘病或肺结核之类的疾病。由于黑人和白人的医院采取隔离政策，所以很多黑人病人只能接受类似于第三世界的医疗水平。当联邦政府宣布取消医院隔离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黑人婴儿的死亡率下降了一半。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美国黑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高，而且这种趋势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就在这个时候，毒品出现了。

虽然说并非只有黑人才吸食毒品，可毒品对黑人的影响确实比它对其他人种的影响更大。证据表明，经过几十年的下降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黑人婴儿的死亡率开始大幅上升。新生儿体重过轻出现的概率和婴儿遗弃率也大大增加。黑人和白人儿童在学校的成绩差距也开始加大。被送进监狱的黑人数量增加了整整两倍。毒品的破坏力非常大，不仅影响到了那些吸食毒品的人，还给所有黑人家庭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美国黑人用几十年努力取得的改进几乎在一瞬间倒退了10年。有人说，对于美国黑人来说，毒品对他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仅次于吉姆·克洛法案（Jim Crow，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黑人歧视法案，倡议者为吉姆·克洛，他在该法案中规定了黑人与白人之间进行隔离的政策。——译者注）。

紧随毒品而来的是犯罪。5年时间内，居住在城市里的美国黑人杀人案件达到了原来的4倍。突然之间，生活在芝加哥或圣路易斯或洛杉矶的黑人就像是生活在波哥大一样危险了。

跟毒品有关联的暴力犯罪各种各样，极端凶残，而且它跟美国20年来一直在酝酿的一股更大范围内的犯罪浪潮不谋而合。虽然这股犯罪浪潮在毒品交易浪潮之前就已经存在，可毒品交易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犯罪率的提高，以至于犯罪学家们作出了极为悲观的预言。詹姆斯·阿兰·福克斯（James Alan Fox），有人认为他是大众媒体最为推崇的犯罪问题专家，曾经向世人发出警告，“由于青年犯罪浪潮不断高涨，一场血腥屠杀将不可避免。”

可事实证明，福克斯和那些对“传统智慧”表示认同的人都错了。血腥屠杀并没有出现。实际上，犯罪率开始下降，这种下降势头是如此猛烈，如此彻底，以至于直到几年之后，当人们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很难认定其中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犯罪率会骤然下降呢？

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尤为明显。奥斯卡·德尼罗·布兰登，传说中的“毒品加工厂”，或许正是犯罪浪潮波纹效应的引发者，可能正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将整个社会一度推入绝望的深渊。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还有一个同样有力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只不过是向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而且正是这样一个因素，最终在另外一个方向发挥了波纹效应，将整个美国一举带出了深渊。

第4章

犯罪分子都到

哪里去了

本章将揭示关于犯罪问题的事实。

齐奥塞斯库在堕胎问题上的教训……

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是犯罪分子的黄金时代……

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的经济真的能够遏制犯罪吗？

再想想看……为什么死刑不会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

警察真的能够控制犯罪吗？……

监狱，到处都是监狱……

纽约的巡警政策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枪支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早期的毒品贩子们能成为百万富翁，而后来的毒品贩子们却不会……

青少年犯罪分子和老年人……

堕胎合法化是如何降低犯罪率的。

在列维特200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堕胎问题的论文当中，他和合著者约翰·唐诺修（John Donohue）宣称，他们的发现“不应当被错解为对当前政府堕胎政策的任何评价，他们既不想被看成是堕胎支持分子，也不想被认为是在鼓励政府干预女性们的堕胎决定。”他们提出，只要为那些最有可能成为罪犯的孩子们提供适当的生长环境，就完全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犯罪率。

可即便如此，他们的论文还是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大为愤怒。保守主义者们觉得堕胎不应该被当成是一种遏制犯罪的工具。而自由主义者们则因为“黑人女性和穷人们被排除在外”而愤怒不已。经济学家们觉得列维特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问题，所以当媒体开始围绕堕胎问题展开讨论的时候，列维特成了最直接的攻击对象。他被当成是一个空想家、一个人种改良主义者、一个种族主义者，是一个“邪恶的家伙”。

事实上，列维特似乎跟这些角色没有任何关系。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于道德伦理也是外行。他是一个温和、低调、不善言谈、充满自信但又有些固执的人。他讲话的时候总是会带着很重的鼻音。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相当松散的人：上身穿着一件带按扣的T恤衫，下身是一条很平常的休闲裤，腰上系着一条线织的腰带，脚上是一双棕色的皮鞋。他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印着“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标志。“我希望他一年能多理几次发，”他妻子珍纳特说道，“而且他最好不要再戴那副15年前配的眼镜了，那眼镜15年前就已经过时了。”他在高中时代曾经在高尔夫球上有出色的表现，不过现在他看起来总是病恹恹的，所以他总是称自己是“能活下来的最虚弱的家伙”，并虚弱到经常让珍纳特帮他打开罐子盖。

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从举止上看，列维特都不像是一个能挑起争议的人。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1966年，就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罗马尼亚政治领袖，1965年执掌罗马尼亚大权，直至1989年被处决，他一共统治罗马尼亚长达24年。——译者注）成为罗马尼亚独裁者一年之后，他宣布堕胎非法。“胎儿是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财产，”他宣称道，“任何非法堕胎的人都是在破坏我们这个社会的延续性，都将遭到社会的遗弃。”

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期间，这种华而不实的言论司空见惯，事实上，齐奥塞斯库的理想——建立一个“新社会主义者”的国度，本身就是一场华而不实的游戏。他奴役臣民，有时甚至不顾他们的死活，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宫殿。他宣布“牺牲农业，为工业让路”，他把那些原本居住在乡下的农民驱赶到城里，住进那些甚至没有暧气供应的房子。他任用40多名家族成员担任政府要职，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埃琳娜（Elena），她在全国拥有40多处住宅，数不清的皮毛大衣和珠宝首饰。不仅如此，被称为“罗马尼亚历史上最优秀的母亲”的齐奥塞斯库夫人本身并不是一个好母亲。当她听说罗马尼亚人民抱怨食物短缺问题的时候，她曾经评论道，“这些小虫子永远都不知足，给它们多少食物都没用。”为了确保周围人对她的忠诚，她甚至让人在自己孩子的房间里安装窃听器。

对于齐奥塞斯库来说，颁布禁止堕胎法令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增加人口数量迅速增强罗马尼亚的实力。直到1966年之前，罗马尼亚一直都在实施这个世界上最开明的堕胎政策。事实上，在罗马尼亚，人们把堕胎当成控制人口的一种主要方式，出生人口数和堕胎数之间的比例高达1：4。可当齐奥塞斯库上台以后，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堕胎开始遭到禁止，只有当一位女性已经生了4个孩子，或者她在党内身居高位的时候例外。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宣布在罗马尼亚禁止所有的避孕行为和性教育。政府工作人员（这些人被戏称为“经痛警察”）会定期来到职业妇女们工作的地方，对她们进行怀孕测试。如果一位女性在多次测试之后均没有怀孕迹象，她很可能会被征收高额“独身税”。

齐奥塞斯库的这些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禁止堕胎法令实施一年之内，罗马尼亚的出生率整整翻了一番，达到了原有水平的2倍。对于这些新出生的孩子来说，除非他们属于齐奥塞斯库的家族成员或出生在党内高层家里，否则他们的生活是相当悲惨的。跟那些禁止堕胎法令颁布之前出生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都遇到了挫折：他们在学校里的成绩更差，他们在就业市场上也缺乏竞争力，而且事实证明，他们成为罪犯的概率也要更大。

禁止堕胎法令一直持续到齐奥塞斯库下台。1989年12月16日，成千上万名罗马尼亚人攻占米索亚拉市，向当局发出抗议。许多示威者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和在校大学生。警察开枪击毙了几十名示威者。其中一位示威领袖是一名41岁的教授，后来他说道，他之所以参加这次示威，完全是因为他13岁的女儿坚持要他去。“我们是从我们的孩子们那里学会勇敢的，”他说道。“许多孩子的年龄都在13~20岁之间。”米索亚拉市大屠杀几天之后，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对着十万名群众发表的演讲，再次引发了群众骚乱。他们高喊“米索亚拉市！”和“打倒杀人犯！”齐奥塞斯库的末日到了。他和埃琳娜企图携带10亿美元潜逃，结果被捕。审判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于当年圣诞节被处决。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正是齐奥塞斯库当初禁止堕胎的法令加速了他的倒台，要不是禁止堕胎法令，最终推翻他的很多年轻人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罗马尼亚的堕胎法令似乎跟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犯罪问题并没有太大关联，可事实并非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马尼亚的堕胎法令正是美国犯罪问题的翻版。即便是在1989年的圣诞节，当齐奥塞斯库被处决的时候，他或许仍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当初颁布的这项法令所产生的影响已大大超出他的想象。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重合。就是在同一年，美国的犯罪率达到了其历史上的顶峰。在此之前的15年当中，美国的暴力犯罪率上升了80%。整个国家都在讨论暴力犯罪问题，媒体上关于暴力犯罪的报道更是连篇累牍。

当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下降的时候，它的下降幅度和速度同样出乎人们的意料。对于许多专家来说，他们当初是如此坚信犯罪率将继续上升，以至于直到许多年以后，他们才意识到犯罪率下降这个事实。事实上，就在犯罪率达到顶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犯罪专家仍然继续作出“犯罪率将继续上升”的预言。可事实是无法辩驳的：美国的犯罪率正在下降，而且会一直下降到40年前的水平。

很快，专家们急忙转过头来，纷纷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会作出错误的预言。犯罪学家詹姆斯·埃伦·福克斯解释说自己当初关于“血流成河”的预言实际上是在故意夸张。“我从来没说过大街上会到处流满鲜血，”他说道，“可我之所以使用这种说法，目的就在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事实上，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应该为此道歉。”（如果福克斯看起来是在解释“血流成河”和“大街上到处流满鲜血”之间的差别的话，我们应该记住，即便是在承认错误，专家们也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陈述问题。）

当对于犯罪的恐惧结束之后，当人们开始不再为犯罪率上升的问题担忧的时候，人们自然会问：那些犯罪分子都去哪里了？

从某个层面上来说，答案似乎有些让人迷惑。毕竟，如果犯罪学家、警察、经济学家、政治家或者是其他相关人士都没有预见到犯罪率可能会下降这一事实的话，那他们怎么能够发现犯罪率下降的真正原因呢？

当犯罪率下降的事实被披露出来之后，各种领域的专家们又纷纷开始解释为什么犯罪率会下降。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下面我们列出了从1991年2001年Lexis Nexis数据库中发行量最大的10份报纸当中关于该问题的报道，并按这些原因出现的频率进行了排序：

如果你喜欢猜谜游戏的话，你或许会抽几分钟时间考虑一下哪些解释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提示：在前7项解释当中，实际推动犯罪率下降的，只有3条。其他几条充其量只不过是某些人想象臆造出来的而已。此外，在所有犯罪率下降的因素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并没有出现在以上列表当中，因为根本没有一家媒体提到过这条因素。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基本上不会引起争议的理由开始：强劲的经济增长。犯罪率下降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时期，失业率也下降了很多。所以很多人相信，高速发展的经济就像是一把巨大的锤子，是它把犯罪问题砸了下去。但是，只要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确实，当就业形势比较乐观的时候，人们就不大容易会选择犯罪。可这一因素只会影响到那些跟经济问题直接相关的犯罪行为，比如说抢劫、诈骗，或者是偷窃等，而并不会对诸如杀人、强奸等犯罪产生任何影响。除此之外，研究表明当失业率下降1%的时候，它只会对非暴力犯罪产生1%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非暴力犯罪却下降了将近4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杀人犯罪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犯罪行为所下降的比例都要大得多。一些可靠研究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跟暴力犯罪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联系。而当我们回头看看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的20世纪，60年代，我们就会发现，在60年代，美国的暴力犯罪实际上是最为猖獗的。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虽然90年代的经济发展好像能够解释犯罪率下降的问题，可实际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对罪犯们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义的范围理解“经济”这个词的话，比如说人们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修建了成百上千家监狱，或许经济确实会对犯罪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另外一个关于犯罪率下降现象的解释：更加发达的监狱系统。现在让我们先把犯罪问题放在一边。想想看：为什么当初犯罪率会上升得如此之快？

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美国的暴力犯罪充其量只能说是“平稳“。可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犯罪率开始迅速上升。回想起来，导致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的司法系统。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判刑率开始下降，那些被认定有罪的人在监狱服刑的期限开始缩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官们开始考虑给予犯罪分子们更多的人权。（有人觉得这种做法显然过于仁慈了。）与此同时，政治家们开始在犯罪问题上采取越来越柔和的态度。正像经济学家盖里·贝克（Gary Becked）写道的那样，“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像是种族主义分子，尽管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犯罪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其他人。”所以当你打算进行某些犯罪活动时，你的顾虑会大大减少，因为你被判刑的概率很低，而且即便被判了刑，刑期也不会太长。结果非常明显：犯罪率开始急剧上升。

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之后，这种趋势终于得到了逼止。犯罪行为开始重新受到重判，那些以前会被无罪释放的犯罪分子们，比如说一些跟毒品相关的犯罪，现在开始被送进监狱。在1980~2000年间，美国因为毒品犯罪而被送进监狱的罪犯人数增加了15倍。许多人的刑期，尤其是暴力犯罪行为，被大大延长。到了2000年，美国监狱里的罪犯数量高达200万人，几乎是1972年时的14倍。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罪犯当中，几乎有一半人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被送进监狱的。

很多证据表明，犯罪率降低跟联邦政府推行的严刑重罚的做法有着很大的关联。更长的刑期既可以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对于那些可能会犯罪的人来说），又是一种预防（对于那些已经遭到关押，即将接受审判的人来说）。虽然这种推理听起来非常符合逻辑，可有些犯罪专家却认为该逻辑并不成立。1977年，一些学者进行了一项关于监狱建设的研究，其中谈到，当入狱率比较高的时候，犯罪率反而有可能会更高，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能够减少被送进监狱的人数的话，美国的犯罪率也会因此降低。[幸运的是，美国警方并没有突然放松警惕，坐等着罪犯们上钩。正像政治学家约翰·迪鲁里奥（John J.Dilulio）后来说道的那样，“很明显，一个犯罪学博士是不会相信这种理论的。”]该项研究的组织者们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举个例子，一位市长看到市民们在庆祝本国的球队赢得了世界杯。于是他立刻想到，或许是因为市民们在庆祝，所以球队才赢得了这场比赛。于是在第二年，市长颁布命令，全体市民必须在球赛开始之前进行庆祝，因为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球队取得胜利。

可以肯定，没有人喜欢看到那么多人被关进监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看到这么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被关在铁门之内。而且我们知道，导致犯罪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监狱本身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另外，修建和维护监狱的成本也很高：关押一名犯人每年的成本是2.5万美元。可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为什么会突然下降，那监狱系统的发展无疑是回答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在导致犯罪率下降的所有因素当中，监狱系统的发展起到了将近30%的作用。

另外一个经常被媒体引用的导致犯罪率下降的因素，就是法官们开始更多地使用死刑。20世纪80~90年代的10年里，美国的死刑执行次数是原来的4倍，所以许多人得出结论：是死刑推动了犯罪率的下降。可问题是，在这场辩论当中，人们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

首先，由于在美国被判死刑的概率很低，而且即使被宣判死刑之后，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缓刑才会执行，所以死刑宣判对罪犯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威慑作用。即使死刑执行的次数在10年之间达到了原来的4倍，在20世纪90年代中全美被执行死刑的人数还是只有478例。相信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吓唬自己的孩子，“好了，我数10下，再不听话，我可真要揍你了。”可即便是对于这样的父母来说，他们也知道威胁并不等于实施。比如说，自从1995年恢复死刑以来，纽约州从来没有执行过任何一例死刑。即便是对于已经被宣判死刑的犯人，实际的执行率也只有2%，相比之下，芝加哥黑人帮成员每年的死亡率为7%。如果说那些被宣判死刑的人反而比街头的黑帮成员更加安全的话，我们很难相信死刑能够对罪犯们产生任何威慑作用。就好像以色列海法的日托中心曾经实施的3美元罚款制度一样，死刑本身并不足以让犯罪分子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死刑导致犯罪率降低”这一观点的第二个缺陷，就是即便死刑确实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它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经济学家以萨卡·恩里希（Isaac Ehriich）在他1975年发表的一篇被广为引用的论文当中提出，执行一次死刑可以减少七次杀人案件。我们可以算一下。1991年，美国一共执行了14例死刑；2001年，执行死刑的次数上升到了66例。根据恩里希的计算，增加了52例死刑之后，美国的杀人案至少应该减少364起，这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可问题是，在这10年当中，美国的犯罪率实际下降了4%，高出了恩里希的预计。所以即便我们承认死刑确实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它也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而且因为死刑宣判通常只适用于那些杀人犯，所以它的威慑作用并不能完全回答“其他暴力犯罪为什么也跟着下降”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死刑本身并不大可能对当代美国的犯罪问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即便是很多一度支持死刑的人士也曾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觉得，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逻辑上，死刑实验是一个失败，”美国最一法院大法官哈里·布莱克曼（Harry A.Blackmun）曾经在1994年（在他表示应当恢复死刑20年之后）这样说道，“我已经对死刑失去信心了。”

所以推动犯罪率下降的并不是死刑，也不是蓬勃发展的经济。不过入狱率的提高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毫无疑问，罪犯们不会自己走进监狱。所以政府必须安排人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逮捕罪犯，对他进行审判，然后把他投进监狱。这很自然地就会引出另外两种对于犯罪率下降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新型巡管政策

第二种解释：警力的增强

我们先谈第二种解释。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警察数量大约上升了14%。可问题是，难道增强警力真的就可以减少犯罪吗？答案似乎是毫无疑问的，可要想证明这个答案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当犯罪率上升的时候，警方就会叫嚷着要增加配备，并以此为由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所以如果只是参照警力和犯罪现象之间的关联的话，你就会发现，当警察数量增加的时候，美国的犯罪现象也会相应增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把罪犯们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美国的案发率就会降低。

要想证明警力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证明政府并不是因为犯罪率上升才配备更多警察的。比如说，如果当一些城市的警力增强而另外一些城市并没有增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两座城市的情况，分析那些警力增强的城市的犯罪率是否降低。

一些政治家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在大选之前的几个月当中，那些准备参加竞选连任的市长们通常会宣布配备更多的警察，即便犯罪率并没有任何上升。所以通过将一些城市（那些刚刚举行过选举，所以通常会配备更多警察的城市）的犯罪率跟那些没有进行大选（所以也没有增强警力）城市的犯罪率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警力的增强到底会对犯罪率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结果：警力的增强确实能够降低犯罪率。

我们可以再次回头分析一下，为什么当初美国的犯罪率会有如此大的上升。从1960年~1985年，跟犯罪案件的数量相比，美国警察的数量下降了50%多。对于有些人来说，配备更多警察被认为是一种违反时代潮流的行为；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增强警力的做法显然是代价高昂。当警察人数减少50%的时候，犯罪分子们在作案之后被抓住的概率也会相应减少50%。另外再加上法官们在宣判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仁慈，所以犯罪分子们作案时的顾虑自然也会大大降低。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主流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增强警力。这些警察不仅可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还可以抓住更多的罪犯，并把他们投进监狱。统计数据表明，在导致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所有因素当中，警力的增强至少可以发挥10%的作用。

但20世纪90年代发生变化的并不只是警察的数量，就在这段时间里，美国警方同时采取了新的巡管政策。

聪明的巡管政策能够制止犯罪，这种理论无疑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该理论之所以能够迅速为公众接受，是因为根据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观点，“它具备了很多成为‘专统智慧’的要素容易理解，而且不会让人们感到不舒服。”

该理论在纽约市尤为盛行，该市新上任的市长鲁道夫·朱丽安（Rudolph Giuliani）和他亲自任命的警长威廉姆·布拉顿（William Bratton）发誓要彻底改变纽约市的犯罪状况。布拉顿宣布实行一种新的巡管方式。他引入了NYPD方案，根据该方案，任何人提出的新方案都会得到重视。与此同时，布拉顿强烈要求下属们切实承担起责任。他们不再依靠老套的巡逻技巧，而是引进了很多高科技解决方案，比如说Comp Stat（一种可以帮助警方判断案件多发地点的计算程序）。

布拉顿引入的最具吸引力的方案起源于著名的“破窗理论”。该理论的创始人是犯罪学家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Wilson）和乔治·凯林（George Kelling）。“破窗理论”认为，即便是一些很小的盲点，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弥补的话，也会演变成大问题，比如说有人打破了一扇窗子，如果过了几天之后发现窗子仍然没被修好的话，他就会觉得打破窗子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他可能会打破所有的窗户进而烧掉整栋大楼。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布拉顿手下的警察们开始严管那些以前并没有得到重视的行为：比如说扒火车，随地小便，在红绿灯前强迫别人接受擦车服务（否则就抹脏别人的车窗）等等。

大多数纽约人都对这些行为表示赞赏。他们尤其喜欢布拉顿和朱丽安的观点，“只有制止住这些小错误，才能有效地切断犯罪分子们生存的土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今天扒火车的人很可能成为明天的杀人犯。而那些在街上随地小便的人也很可能正准备进行一场抢劫。

随着暴力犯罪急剧下降，纽约人开始对这位来自布鲁克林（纽约著名的黑人居住区，长久以来以治安不良闻名。——译者注）的新任市长和他任命的长着一张斧子脸，满嘴波士顿口音的警长大加赞赏。可不幸的是，新任市长和他的警长并没有学会如何分享荣誉。就在纽约市的犯罪问题刚刚得到遏制之后，布拉顿而不是朱丽安登上了《时代》封面，这下惹得朱丽安大怒，不久布拉顿被迫辞职。此时距离他荣任警长一职只有27个月。

新型巡管政策无疑对于纽约城的犯罪率下降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上，在实施了新型巡管政策之后不久，纽约成为美国所有大城市当中犯罪率下降最为明显的城市。杀人案件从1990年的30.7人（以10万人为单位）下降到2000年的8.4人，下降率高达73.6%。可如果进行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新型的巡管政策实际上对于遏制犯罪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首先，纽约市犯罪率的下降开始于1990年。到1993年底的时候，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包括杀人案）几乎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直到1994年的时候，鲁道夫·朱丽安才成为组约市长。也就是说，早在朱丽安和布拉顿上任之前，纽约市的犯罪率就已经开始在下降了，而所谓朱丽安和布拉顿的政绩，只不过是这种趋势的延续罢了。

其次，在颁布新型巡管政策的同时，纽约警方的警力配备也大大增强，从1991年~2001年，纽约警察的数量增加了45个百分点，是全国平均水平的整整3倍。正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无论是否采用新型巡管政策，只要增加警察数量，犯罪率就会大大降低。据保守估计，单单是增加警察人数这一项，就可以使纽约市的犯罪现象相对于全国水平而言降低18个百分点。而如果我们把这18个百分点减去，从而计算出新型巡管政策对纽约治安的影响的话，你就会发现，纽约的犯罪率只下降了73.6个百分点，只能达到全国的中等水平。（所以新型巡管政策事实上并没有帮助降低纽约市的犯罪率。）不仅如此，在增加的新警察当中，许多人事实上都是在竞选中被朱丽安打败的前任市长戴维·丁金斯聘请的。而当初戴维·丁金斯之所以会增强警力，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将是朱丽安（前联邦检察官）。所以那些想把犯罪率下降的功劳归于朱丽安的人并没有错，因为正是朱丽安的政策主张促使戴维·丁金斯去聘请更多的警察。当然，最后所有的人都从这项政策中有所收益，而收益最大的，无疑是朱丽安本人。

但最能够帮助推翻“新型巡管政策促使犯罪率下降”这一观点的，是这样一个简单却又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全美各地的犯罪率都在下降，虽然其他城市很少采用纽约新推行的巡管政策，更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如此大力地推行这一政策。可即便是在以犯罪闻名的洛杉矶，在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也开始出现了急剧下降的势头，而且其下降的势头丝毫不弱于纽约。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新型巡管政策不是一件好事。布拉顿的措施为纽约的警察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无疑应该受到表扬。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犯罪。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析其政策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比如说，这种政策在洛杉矶的影响（布拉顿在2002年的时候被任命为该市警长）。虽然他在洛杉矶的时候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可布拉顿仍然公开宣称，他最主要的任务是：筹集资金来雇用更多的警察。

接下来让我们分析人们对犯罪率下降的另外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更加严格的枪支法令

第二种解释：毒品交易市场的变化

首先，枪支问题。每次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人们总是很难保持冷静。那些支持枪支自由的人士认为，美国对于枪支的控制过于严格了；而反对者们则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为什么人们会在枪支问题上如此观点迥异呢？所有的矛盾都起源于一个因素：枪支掌握在谁的手里。

我们或许应该退后一步，先讨论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什么是枪？当然，它是一种可以用来杀人的工具，可从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层面上来说，枪支是一种破坏自然秩序的力量。

一把枪可以彻底改变一场争论的结果。比如说一个强硬的家伙跟一个不是那么强硬的家伙在酒吧里聊天，结果一言不合打了起来。显然，那个不是那么强硬的家伙很可能会被打倒，结果似乎已经注定了。可要是那位不是那么强硬的家伙手里有把枪的话，他就很可能会取胜。在这种情况下，枪支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我们再想象另外一种情况，想象有一个女高中生，一天晚上，她出去散步，突然碰到一个劫匪。如果劫匪手里有把枪怎么办？那些反对枪支自由的人可能会说根本不应该让枪支流落到劫匪手里；而支持枪支自由的人则会说女高中生身上也应该带把枪。（如果这位女生身上带把枪，并用枪把坏蛋吓跑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是枪支减少了暴力事件。）几乎所有准备抢劫的劫匪都会带把枪，因为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枪支黑市是如此繁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买到枪。

事实上，美国民间流通的枪支数量要多于美国成年人的数量。几乎2/3的凶杀案中都涉及到了枪支，这一比例比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的比例都要高。我们的凶杀率相应也要高出很多。所以，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的凶杀案之所以这么多，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人太容易买到枪了。研究表明，事实确实如此。

可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枪支。在瑞士，政府会向所有的成年人发放一支来福枪，并允许他们自行保留。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瑞士的人均枪支装备几乎高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可它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换句话说，枪支本身并不会引起犯罪。既然如此，用减少枪支流通的办法来减少犯罪显然并不可行。而且枪支跟可卡因、汽车或裤子不同，它是非消耗品，所以即便是取消新枪支的流通也并不具有太大意义（因为以前流通的枪支完全可以被继续使用）。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所有近期关于枪支的法令进行分析，看看它们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问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美国近期最著名的枪支法令是1993年通过的《布雷迪法案》（Brady Act），该法令规定，任何人在购买枪支之前，必须接受必要的犯罪记录调查，并要经过一定的考查期。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法令，可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一条法令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黑市交易足够发达的话，合法市场上的任何规范几乎毫无意义。因为枪支价格低廉，而且非常容易获取，所以那些想犯罪的人根本不会去合法的枪支商店里填写复杂的申请表格，然后再耐心地等上一个星期。所以《布雷迪法案》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遏制枪支犯罪。（一项针对在押重犯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在《布雷迪法案》颁布之前，也只有大约1/5的罪犯会通过拥有执照的合法经销商购买枪支。）同样，其他各种地方性的枪支控制法令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说华盛顿特区和芝加哥都在犯罪率开始下降之前就实行了枪支禁令，可这两个城市的犯罪率下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其他大多数城市。实践证明，在遏制犯罪方面，一个被证明确实有效的方式就是：对那些非法拥有枪支的罪犯延长刑期。可即便是这样一条法令，仍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可以想象，如果那些被判非法携带枪支的人被判死刑，并能够得到实际的实施，枪支犯罪肯定能够得到有效地控制。

20世纪90年代的另外一项遏制犯罪的措施就是枪支回购。我们都记得这样一副画面：中间是熊熊的大火，一群警察在焚烧枪支，周围是市长、警长，还有社区的活跃分子。这幅画面的效果非常不错，也可以形成一篇不错的社论，可事实上，枪支回购在遏制犯罪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那些被上交的枪支实际上都是次品或垃圾。对于那些准备使用枪支进行犯罪的人来说，政府用于回购枪支的经费（通常是50或100美元，或者加利福尼亚州为上交枪支的人提供的3个小时免费心理治疗）并不能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事实上，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被交上来的枪支数量甚至达不到同期流通到市场上的新枪的数量。考虑到美国的手枪数量以及每年凶杀案的数量，一把枪被用来杀人的概率大约只有万分之一。通常情况下，每次收回的枪支数量都不到1000支，所以说，枪支回购对于犯罪率降低的影响微乎其微。

还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枪支，但是要把它们发放到适当的人手上（比如说上文中谈到的那位女高中生，而不是那个劫匪）。经济学家小约翰·洛特（John R.Lott Jr.）是这一个观点的主要倡导者。他的主要作品是一本名为《枪越多，犯罪就越少》（More Guns，Less Crime）的书，其中他谈到，当一个地区中守法的公民可以秘密携带武器的时候，该地区的暴力犯罪现象就会降低。他的理论或许会让人感到吃惊，但确实有一定道理。如果一名罪犯相信对方可能会携带枪支的时候，他或许就不会去实施抢劫，而反对者们则认为洛特的理论过于理想化了。洛特已使自己成为枪支法令争议的焦点。他以“玛丽·罗什（Mary Rosh）”为笔名发表文章，在互联网上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辩护。罗什自称曾经是洛特教授的学生，并在网上对洛特教授的智慧、他的公正以及个人魅力大加赞赏。“他是我见到过的最优秀的教授，”“她”写道。“在课堂上，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名‘右翼’理想主义者……他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大批学生，他们会参加所有他讲授的课程。洛特最后必须劝告我们去选修其他教授的课程，尽量多接触不同的学术研究风格。”可另一方面，没过多久，就有人揭发说，洛特为了支持自己的理论，实际上虚构了一些研究资料。无论这些资料是否是虚构的，洛特的假设似乎根本无法成立。因为当其他学者试图复制他的成果时，他们发现“允许携带枪支”的法令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条对于犯罪率下降的解释：毒品泡沬的破裂。正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强效纯可卡因是一种非常强大，而且极易上瘾的毒品，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利润惊人的毒品市场。当然，我们也谈到过，在所有的毒品贩子当中，只有黑帮的领袖人物才能够真正发大财，但这只会让那些街头的小毒贩们更加努力的扩大自己的销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帮人不惜杀害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同帮派的人。为了争夺毒品销量较大的地盘，毒贩们甚至会发动枪战，暴力犯罪自然就会大大增加。一项研究表明，仅在1988年，就有25%的凶杀案跟毒品有关。

跟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行为大约在1991年开始消退，这会让很多人相信毒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毒品仍然非常流行。在美国，大约有5%的犯罪行为跟可卡因有关（而在毒品最为盛行的时候，这一数字也只有6%）；那些因为毒品而光顾急救室的吸毒者的数量也丝毫没有减少。

真正减少的，是毒品交易所带来的利润。许多年来，可卡因的价格一直在不断下降，而且随着毒品的普及，可卡因的价格也越来越低。毒品贩子们开始相互压低价格；利润自然也就越来越低。最后，毒品泡沬就像纳斯达克泡沬一样，全面迸裂。（我们可以把第一代毒品交易商们想象成类似于微软的那些百万富翁们；而第二代毒品贩子则可以被看成是那些破产的网络公司。）随着老一代的毒品贩子们被杀死或被送进监狱，年轻的毒品贩子们纷纷意识到自己不值得为了如此低的利润去冒险。很快，毒品交易失去了其原有的吸引力。毒品贩子们也不会再为了抢夺地盘而相互厮杀，更不会冒生命危险去买卖毒品。

因此暴力犯罪现象自然也会减少。从1991年~2001年，年轻黑人（他们在毒品贩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的凶杀案发生率下降了48个百分点，年龄比较大的黑人和白人当中的凶杀率也下降了30个百分点。（导致凶杀案发生率下降的另一个因素，是有些毒品贩子开始选择打伤对手，而不是杀害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甚至比杀人更能侮辱对方，而且杀人的量刑显然要更重。）所以说，毒品市场的崩溃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的下降有15%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相比之下，在导致20世纪，80年代美国暴力犯罪上升的所有因素当中，毒品交易所占的比例超过了15%。换句话说，抛开毒品本身所带来的危害不谈，由毒品引发的暴力犯罪现象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接下来我们将分析犯罪率下降的最后两条原因——这两条原因都跟人口统计数据有关。第一条原因曾经被很多媒体引用，即：人口的老龄化。

在犯罪率下降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一理论。事实上，那些预言大街上将“血流成河”的犯罪学家们一直在鼓吹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人口正变得越来越年轻，而年轻人的增加又会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增加，最终会将整个美国带入低谷。“就在不远的地方，潜伏着一团乌云，等着吧，大风很快就会把它带过来，”詹姆士·威尔逊说道。“美国人正变得越来越年轻……做好准备吧。”但从总体来说，青少年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太多，是威尔逊和詹姆士·阿兰·福克斯这样的犯罪学家错误地解读了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人口发展反而呈现出了老龄化的趋势。如果我们从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可对于美国人来说，社会老龄化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毫无疑问，老年人成为罪犯的可能性通常都比较低；一个65岁的老年人因犯罪被捕的概率通常只有年轻人的1/5。这也正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犯罪率降低”理论之所以能够被一部分人接受的原因。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性格会变得越来越温和，所以当老年人比例增加的时候，犯罪率自然也会降低。可经过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对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而微妙的过程，你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就从一个青少年变成一个老年人，所以我们显然不能用人口老龄化来解释犯罪率的降低。

但还有另外一个人口统计数据上的变化确实有效地降低了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

让我们暂时回想一下20世纪60年代的罗马尼亚。突然之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宣布堕胎为非法。在该法令颁布之后出生的孩子成为罪犯的概率要高于此前出生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表明，东欧和斯堪第纳维亚地区在20世纪30~60年代的时候也呈现出了类似的趋势。在大多数地区，政府并没有直接明确地禁止堕胎，只是规定打算堕胎的女性必须首先从法官那里取得许可。研究者们发现，当某位女性没有得到堕胎许可的时候，她通常会对出生后的孩子充满仇恨，根本不会为它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即便是在对收入、年龄、教育水平、母亲的健康程度等变量进行控制之后，研究者们还是发现这些孩子成为罪犯的概率要大于其他孩子。

相比之下，美国的堕胎历史跟欧洲有所不同。建国初期，美国曾经宣布，允许那些还没有产生胎动（也就是在胎盘开始蠕动之前，通常是在怀孕16~18个月的时候）的母亲进行堕胎。1828年，纽约成为美国第一个宣布禁止堕胎的州；到了1900年，美国政府在全美范围内禁止堕胎。在20世纪，堕胎实际上是一种相当危险，而且通常非常昂贵的手术。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少会有女性选择实施堕胎手术。而且她们也很少采取任何节育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出生率自然也很高。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有些州开始允许那些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遭受强奸、性骚扰或对女性造成生命威胁的时候）怀孕的女性实施堕胎手术。到了1970年的时候，美国有5个州宣布堕胎合法化，并且在全州推行堕胎手术，这5个州分别是纽约、加利福尼亚、华盛顿、阿拉斯加和夏威夷。1973年1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罗伊威德法令，并在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堕胎合法化。根据最高法院法官哈里·布莱克曼的说法，那些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通常会遇到一些不利的情况：

如果政府不允许女性实施堕胎的话，那给女性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照顾孩子是一项巨大的负担，它将会影响到这位女性一生的幸福和前途，心理上的伤害也是同样巨大的。除此之外，那些因不幸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因为通常情况下，它们出生的环境都不会很好。

最高法院说出了罗马尼亚和斯堪第纳维亚的母亲们长久以来一直想表达的观点：当一位女性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她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比如说她可能还没有结婚，或者她的婚姻很不幸福。她可能觉得自己太穷了，没法抚养孩子；她也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本身就不够稳定，或者是不够幸福，或者是她觉得自己抽烟喝酒的习惯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她可能是觉得自己太年轻了或者是还没接受到足够的教育；她也可能很想要孩子，但不是现在。总而言之，当一位女性不想要孩子的时候，那很可能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为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觉得自己目前无法把一个孩子健康地养大成人。

在罗伊威德法令颁布之后的第一年，美国大约有75万名女性进行了堕胎手术（也就是说，出生婴儿人数与堕胎数之间的比例为4：1）。到了1980%，这一数字达到了160万（每出生2.25个婴儿，就有一例堕胎）。当然，对于一个人口总数高达2，25亿的国家来说，每年160万例堕胎似乎并不是一个大数字。在齐奥塞斯库死后一年的时间里，当堕胎在这个国家重新变得合法之后，大约每22名罗马尼亚人当中就有一名实施了堕胎。

在罗伊威德法令颁布之前，基本上只有那些中产或上层阶级的家庭有资格进行非法堕胎。现在，几乎任何女性都可以轻易地安排一次堕胎，因为在堕胎合法化之前，一次非法堕胎的手术费通常需要500美元，而在堕胎实现合法化之后，一次堕胎的费用只有100美元。

那么什么样的女性更容易进行堕胎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那些没有结婚，未成年或者是非常贫穷的（有时候甚至兼具这3种情况）女孩子才会去选择堕胎。要是不堕胎的话，她们的孩子将有着怎样的未来呢？一项研究表明，堕胎合法化初期的几年时间里，那些没有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成为贫儿的概率要比正常婴儿成为贫儿的概率高出50%；而且即使被生下来，这些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的概率也高达60%。这两个因素很容易让一个孩子长大以后成为罪犯。研究表明，那些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比普通孩子大一倍。未成年母亲也是导致孩子长大成为罪犯的一项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那些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母亲是导致孩子成为罪犯的最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对于成千上万名选择堕胎的美国女性来说，如果她们的孩子出生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过上不幸的生活，甚至会成为罪犯。

可以肯定，堕胎合法化对整个美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杀婴率大大下降。短期婚姻，以及寄养婴儿的数量也大大降低。怀孕率上升了将近30个百分点，而出生率则实际上下降了6个百分点，这说明很多女性把堕胎作为一种控制生育的方式。

然而，堕胎合法化最富戏剧性而且需要人们在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的效果，莫过于它对犯罪率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在罗伊威德法令生效之后的第一批出生婴儿成长为青少年的时候，也就是青年人成为罪犯的黄金时期，美国的犯罪率突然急剧下降。这说明，当初有很多可能会成为罪犯的人并没有出生。随着那一代人长大成人，犯罪率开始继续下降。堕胎合法化降低了意外出生的人数，而意外出生人数的增加会导致犯罪率的增加，因此我们说，堕胎合法化降低了犯罪率。

这一理论肯定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人不相信，有人则表示震惊。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纷至沓来，有人表示愤怒，有人认为该理论不符合伦理。在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反对意见当中，有一条最具代表性：它是真的吗？说不定堕胎和犯罪率只是相互关联，而不具有任何的因果关系。

人们或许更愿意相信报纸上说的，即“犯罪率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型巡管政策、枪支控制，以及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产物。”通常情况下，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些我们可以控制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遥不可及或者是难以控制的因素。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推理：一条蛇咬了你的朋友，他觉得很疼，于是尖叫，然后就死了。所以你得出结论：是蛇咬死了你的朋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推理是正确的。可在谈到因果关系的时候，这种武断的思维方式就会出现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可笑的逻辑推理——据说古代的战士们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打败敌人，是因为他们早期的时候曾经强奸过处女，所以他们很容易相信“强奸处女”和“战场得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可事实上，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往往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尤其是当一名专家作出某项论断的时候，人们就更容易将其视为真理。

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堕胎与犯罪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非仅仅是相互关联呢？

一种判断方式就是对那5个提前宣布堕胎合法的州的犯罪记录进行分析。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华盛顿、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早在罗伊威德法令颁布的前两年就可以进行合法堕胎。而且事实上，这5个州的犯罪率下降也领先于美国的其他45个州。在1988年1994年间，这5个州的暴力犯罪比其他州低13个百分点；在1994年~1997年间，这5个州的犯罪下降率比其他州高出了23个百分点。

或许你会问，如果只是因为这些州比较幸运呢？我们该怎样证明堕胎和犯罪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因果关系呢？

首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每个州的堕胎率和该州的犯罪率之间的关联。可以肯定，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堕胎率最高的州犯罪率下降的幅度也是最高的，而那些堕胎率相对较低的州犯罪下降的幅度则相对较小。（当我们把其他可能影响犯罪率的变量，比如说一个州的入狱率、警察数量、经济形势等进行控制之后，这一关联仍然存在。）自1985年以后，那些堕胎率比较高的州（与那些堕胎率较低的州相比）的犯罪下降率高达30个百分点。（纽约市的堕胎率比较高，而且是最先宣布堕胎合法的5个州之一，这两个因素进一步证明新型巡管政策并不是导致犯罪率下降的因素。）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之前，一个州的犯罪率跟该州的堕胎率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这也说明了罗伊威德法令确实跟犯罪率下降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证明堕胎与犯罪之间的关联。在那些堕胎率比较高的州，在罗伊威德法令之后出生的孩子成为罪犯的概率大大降低。而且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当政府宣布堕胎合法化之后，犯罪率也同样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罗伊威德法令不仅让那些最可能成为罪犯的婴儿胎死腹中，而且还拯救了成千上万名可能会成为单亲母亲的女性，可以想象，一旦这些女性成为了母亲，她们的孩子很可能会走上跟她们相同的道路。

毫无疑问，我们的理论会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它听起来更符合斯威夫特式而非达尔文的观点；它使人们想起了很久以前的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早年英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艺术家、诗人、评论家、天主教护教论者，以及推理小说家。生于1874年，死于1936年。——译者注）的观点：当人们没有足够的帽子带的时候，我们不能用砍掉一些脑袋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来说，犯罪率下降是堕胎合法化的“副产品”。毫无疑问，那些不得不堕胎的女性会感到难过，可她们的做法对整个社会有好处，这种说法或许会激怒某些人，可问题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从道德或宗教的角度来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堕胎确实有助于犯罪率的降低。

事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堕胎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犯罪。一位法律界的学者曾经宣称堕胎甚至比奴隶制或大屠杀（自罗伊威德法令颁布之后，到2004年为止，美国堕胎人数已经达到了3700万，而相比之下，二战期间在欧洲被杀害的犹太人总数也不过600万）还要令人发指。曾任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和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高级警长的安东尼·布赞（Anthony V.Bouza）在1994年竞选明尼苏达州长时发现，无论人们持有怎样的政治观点，堕胎始终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几年之前，布赞写过一本书，他在书中宣称堕胎“无疑是这个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实行过的最有效的控制犯罪的方式”。有人在投票之前公布了布赞的这一观点，并直接导致了布赞的落选。

无论一个人对于堕胎现象有何感想，他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堕胎合法化和犯罪率下降之间哪个更加重要？我们该怎样取舍？

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喜欢对所有的变量附上数值。比如说，拯救北方斑点猫头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项经济学研究表明，保护5000只猫头鹰的机会成本（也就是为了要保护猫头鹰而给伐木行业等带来的损失）将高达460亿美元，平均拯救每只猫头鹰的成本是900万美元。在1989年埃克森石油泄漏事件之后不久，另外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普通家庭愿意为避免此类事件支付的成本仅为31美元。在进行研究的时候，经济学家们甚至可以为人体器官标出具体的价格。比如说康狄涅格州就曾经为工伤事故制定了下面的赔偿计划。

康狄涅格州工伤事故赔偿表

（单位：美元）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个更大胆的问题：一个胎盘和一个新生儿之间的价值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把一个所罗门式的问题，要把一个新生儿劈成几块，然后用每一块换回一个胎盘的话，你会选择把新生儿劈成几块？当然，我们这只是一项思考练习。显然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堕胎对犯罪的影响。

对于一个坚定的堕胎反对者或者一个坚定的自由选择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非常筒单。首先，在堕胎反对者看来，因为生命首先开始于受孕，所以胎盘和新生儿之间的价值对比应该是1：1。其次，对于自由选择主义者而言，无论多少胎盘都不能等同于一个新生儿。

可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有第三种情况呢？（如果你属于上面谈到的两种人当中的某一种，则下面的练习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气愤，如果是那样的话，建议你跳过下面两段内容。）对于第三种人来说，他既不认为胎盘和婴儿的价值相同，也不同意“无论多少个胎盘也不能等同于一个新生儿”。如果一定要他作出判断的话，他会说“一个新生儿的价值等于一百个胎盘”。

每年美国大约有150万名女性选择堕胎。对于那些认为一名新生儿等于一百个胎盘的人来说，这说明美国每年通过堕胎杀死了1.5万名新生儿。1.5万条人命：这相当于美国每年因为凶杀案而死亡的人数。而且在实施堕胎合法化之后，美国每年因凶杀案而死亡的人数实际上已经远远不到1.5万名。所以即便是对于那些相信一个胎盘等于1%条人命的人来说，因堕胎而死亡的人数和因凶杀案而死亡的人数实际一上并没有太大差别。

从上面对于堕胎和犯罪之间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政府给予一名女性堕胎自由的时候，她通常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是否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如果她决定自己不具备这种能力的话，她就会选择堕胎。

可一旦一位女性决定要生下孩子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孩子出生之后，父母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5章

怎样才能成为

完美的父母

在本章当中，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个问题：

父母真的能够帮助孩子成功吗？

家庭教育已经从一门科学变成一门艺术……

为什么家庭教育专家们喜欢吓唬父母们……

哪个更危险：一把枪还是一个游泳池？……

恐惧的经济学……

传统父母与“先天形成一后天教育”谜团……

黑人白人之间的成绩差异以及“模仿白人”……

8项能够让孩子学习更好的因素

列维特发现，芝加哥大学为他所提供的支持并不仅限于学术领域。在他受聘于该大学的那一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安德鲁出生了。就在安德鲁快一岁的某一天，他突然发了一场低烧。医生诊断安德鲁得了耳感染。第二天早展，他开始呕吐，于是父母赶紧把他送进医院。第三天，安德鲁因为肺炎死掉了。

悲痛之余，列维特还需要给一个本科班讲课。于是盖里·贝克，一位年近七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开始给他代课。另外一位同事，盖尔·约翰逊（D.Gale Jofmson）给他发来一张慰问卡片，卡片上的话至今还铭刻在列维特心里。

于是列维特开始跟约翰逊，这位80高龄的农业经济学家，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列维特后来知道约翰逊的女儿是第一批从中国领养孩子的美国女性之一。很快，列维特也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他为她起名叫阿曼达（Amanda）。除了阿曼达之外，他和妻子还领养了一个如今已经3岁的女儿和一个快一岁的儿子。可即便如此，他还无法完全忘记安德鲁的死。他们把安德鲁的肝脏捐献给了一个小女孩，如今列维特已经跟这位小女孩的家人成了好朋友。（他们还把安德鲁的心脏捐献给了另一个孩子，不过这孩子现在已经死了。）而且，安德鲁的死还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列维特的研究工作。

他和珍内特加入了一个伤心父母支持小组。列维特非常惊讶地发，现很多孩子都是在游泳池里溺水而死的。他突然意识到，当一个孩子溺水而死的时候，这件事情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如果有孩子中枪而死的话，这件事情立刻会成为大新闻。

列维特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耐人寻味，于是他决定搜集相关数据，并对此事展开研究。他的研究结果作为《芝加哥太阳时报》（Chmo Sun-Tmss）的一篇社论发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大大违反人们常识的观点：“如果你家里有一支枪，同时在你家后院有个游泳池的话，那么游泳池杀死你家孩子的概率要比枪杀死孩子的概率高100倍。”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家庭教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如何教育你的孩子？已经从一门艺术转变成一门科学。

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突然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家教专家。任何曾经试图遵从这些专家建议的人最终都会感到大吃一惊，因为这些专家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跟人们心目中的常识大相径庭。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不同专家在同一问题上居然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有时候，那些最为流行的专家会告诉人们传统的做法是错误的，而新近流行的做法，至少在当前一段时间里，无疑是正确的。比如说，有专家认为，母乳喂养是保证婴儿健康的唯一方式。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应该面朝上，后来又有专家坚持认为孩子应该面朝下睡。有人认为肝脏是有毒的，还有人坚持认为肝脏有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有人认为“孩子不打不成器”，还有人相信“父母挥挥棒，孩子进牢房”。

在《养大美国人：专家、父母和一个充满育儿建议的世纪》（Raising Americans：Experts，Parents and a Century of Advice About Children）一书当中，作者安·胡伯特（Arm Hulbert）记录了家教专家们在家教问题上相互冲突的观点（有时甚至专家们自己提出的观点之间也会前后矛盾）。盖里·埃佐（Gary Ezzo）在他的《聪明育儿》（Babywise）系列当中，为那些试图“成为一流家长”的父母们提出了一套著名的“婴儿管理策略”，并强调了从小培养孩子单独过夜的重要性。埃佐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睡眠问题最终会对孩子中央神经系统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并最终导致学习障碍。与此同时，那些认为“父母应该跟孩子睡在一起”的专家们则认为，单独过夜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发展，所以父母应该把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间，陪他/她一起过夜。那么专家们对于行为模仿持有怎样的观点呢？1983年，贝利·布雷泽尔顿（T.Berry Brazclton）提出，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准备好了要向周围的世界学习。”布雷泽尔顿认为应该让孩子早点学会模仿，父母应该尽量多跟孩子一起玩耍。而就在一百年前，埃默特·霍尔特（L.Emmett Holt）却发出警告，“孩子可不是一个物件。”所以霍特相信，在孩子出生的最初两年里，父母不应该“强迫、压制，或者是刺激孩子”；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孩子的大脑处于最重要的成长期，所以过度模仿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许多伤害”。他还相信，如果孩子没有受到伤害的话，无论他怎么哭，大人都不应该去抱他。霍特还说道，孩子每天应该放声大哭15~30分钟：“这是孩子的每日必修课。”

在通常情况下，家教专家，跟其他领域的专家一样，听起来都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专家通常不会过于详细地解释自己理论的各个方面，他只会坚定地提出自己在某一问题上的立场。这是因为，如果专家让观众觉得自己的理论充满瑕疵的话，他很容易失去大批的支持者。所以对于专家们来说，如果想让自己的理论为大众所接受，他必须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诉渚公众的情感，因为“情感是理性的大敌”，当人们为情感所左右的时候，他们通常不会过于仔细地推敲一个理论的真实性。而从情感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感莫过于恐惧。超级罪犯、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疯牛病、婴儿猝死，当专家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不关注他们呢？

没有人比父母们更容易被专家的“危言耸听”镇慑住了。许多父母之所以会如此关心自己的孩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出于恐惧。毕竟，父母是孩子们的守护者，而孩子们在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自理能力。这就会让很多本来已经很操心的家长更加战战兢兢。

问题是，他们经常会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担心。事实上，这并不是他们的错。那些身为父母的人往往很难区分哪些是谣言，哪些是事实。而且专家们所制造的白色噪音，以及周围其他父母们所带来的压力，足以让父母们丧失理性。结果他们只能盲目遵从那些专家们的观点，做一些并非出于自己本意的事情。

打个比方，有一个8岁大的孩子，比如说叫莫莉（Molly）。她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叫艾米（Amy），一个叫伊玛尼（Imani），两个朋友都住在附近。莫莉的父母知道艾米的父母家里放着把枪，于是他们就不许莫莉到艾米家里玩。所以莫莉就经常跑到伊玛尼家里玩，伊玛尼家的后院里有个游泳池。莫莉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保护莫莉，这样做是对的。

可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这种做法一点都不聪明。平均来说，美国每1.1万个家庭游泳池就能溺死一个孩子。（美国一共有600万个这样的游泳池，这也就是说，每年将近有550个不到10岁的孩子死在了游泳池里。）相比之下，在美国，每100多万支枪才会杀死一个孩子。（据估计，美国一共有2亿支枪，这也就是说美国平均每年死于枪口下的孩子数量大约为175名。）所以对于美国孩子来说，他们死在游泳池里的概率（1：11000）要远远大于死于枪口的概率（1：1000000）：莫莉在伊玛尼家的危险程度是在艾米家的100倍。

可大多数人，就好像莫莉的父母那样，并不善于评估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的皮特·桑德曼（Peter Sandman）自称为“风险传播顾问”，他在：2004年早些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事实上，”桑德曼在《纽约时报》上针对“疯牛病引发公众恐慌”的问题撰文写道，“有些风险虽然听起来可怕，但它却不会给人们带来太大危害，而相比之下，有些风险虽然不经常被人提起，但它却可能是致命的。”

桑德曼在疯牛病（一种极端危险却极度罕见的风险）和厨房里的病原体（极其常见但却并不可怕的风险）之间进行了对比。“人们通常不会对自己能够控制的风险感到恐慌，相比之下，他们更害怕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桑德曼说道，“疯牛病似乎是人们无法控制的，我不可能告诉你牛肉里面是否有病菌，因为我看不到，也闻不到。可我厨房里的灰尘却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用海绵清洗，我还可以把地板打扫干净。”

桑德曼的“控制理论”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害怕乘飞机，却很少有人害怕坐汽车。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因为我能控制住汽车，所以我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而我不能控制飞机，所以我不得不受控于许多外部因素。

那么到底哪个更可怕昵，是飞机还是汽车？

首先让我来提出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死亡，对吧。怕死也有很多类型。当然，每个人早晚都会死，我们时不时地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可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明年死亡的概率是10%，你可能就会更加担心，说不定你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有10%的可能会在接下来的10分钟之内死掉，你可能会感到大为恐慌。所以距离我们越近的死亡就越会让我们感到害怕，这也就是说，当你想让一个人对死亡产生恐惧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知道自己的“每小时死亡率”。

如果你即将进行一次旅行，并且可以在坐飞机和乘汽车两种交通方式进行选择的话，你可能会首先考虑汽车和飞机的每小时死亡率。的确，美国每年死于机动车事故的人（大约有4万人）要远远多于死于飞机事故的人数（不到1000人）。可事实上，人们在汽车里待的时间要远远多于他们在飞机里待的时间。（死于游船事故中的人数也远远超过死于飞机事故中的人数，正像我们在“游泳池和枪支”的分析当中所提出的那样，水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加危险。）实际上，开汽车的每小时死亡率跟坐飞机的每小时死亡率几乎相同。也就是说，两种交通方式导致死亡的概率基本上是相同的。

可通常情况下，人们只会对迫在眉睫的问题感到恐惧。这也正是为什么专家们总是喜欢关注当前问题的原因，在一个对长期问题越来越不耐烦的世界里，恐惧也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想象你是一名政府官员，你现在要为两个项目筹集资金：一个是应对恐怖分子的项目，还有一个人工治疗心脏病的项目。你觉得国会议员们会向哪个项目敞开大门？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他死于恐怖分子袭击的概率要远远低于其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但恐怖分子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心脏病则是相对遥远的事情，而且也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恐怖分子的行为是超出我们控制的；而法国炸薯条（作者在这里用法式炸薯条指代那些可以控制的事物。——译者注）则不是。正像皮特·桑德曼说过的那样，那些能够为人们控制的因素所带来的恐惧感通常都非常有限。恐怖袭击（或疯牛病）所造成的恐惧感是巨大的；而相比之下，心脏病似乎就显得不是那么可怕了。

桑德曼是一个非常善于左右逢源的人。他在某一天可能会帮助一群环境保护主义者，告诉人们某种环境破坏所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转天他就可能会成为某家快餐公司的咨询顾问，告诉人们快餐其实并不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任何危害。桑德曼曾经把自己的研究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方程式：风险=危险+愤怒。在为快餐公司提供服务的时候，桑德曼的任务是“降低人们的愤怒情绪”；而在为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提供服务的时候，他的任务则是“增加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桑德曼在这里谈到的是公众的愤怒情绪，而非危险本身。他承认，在他的风险方程式当中，危险和愤怒所代表的比重并不相同。“当危险程度很高，但公众却并不怎么感到愤怒的时候，人们的反映通常不会那么强烈，”他说道。“而当危险程度比较低，但公众却感到极为愤怒的时候，他们就会反应过度。”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害怕一把枪，而不会害怕一个游泳池呢？让我们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一个胸部中枪的孩子时，你会产生怎样的感受，恐怖、可怕、难以接受。一句话，你会感到愤怒。而游泳池却不会让人感到愤怒。之所以会这样，一部分是因为熟悉性因素。就好像大多数人在汽车里待的时间要多于他们在飞机上待的时间一样，人们在游泳池里的时间要远远多于他们玩弄手枪的时间。而事实上，一个掉进游泳池的孩子只需要30秒钟就可以悄无声息地溺死。对于一名婴儿来说，几十毫米深的水就可以置他们于死地。但另一方面，防止溺水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只要大人能小心一些，在游泳池周围建一道篱笆，在后门加把锁（这样那些蹒跚学步的孩子就很难偷偷溜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所有的父母都能遵从这些建议的话，我们每年至少可以挽救400名儿童的性命。这甚至比最近面市的安全婴儿车和儿童车座所拯救的儿童数量还要多。数据表明，儿童车座充其量只能帮助儿童减少伤害罢了。对于小孩子来说，坐在汽车后座肯定要比坐在前面更加安全，要是坐在前面的话，一旦发生车祸，孩子很可能会像导弹一样冲出车窗。所以事实上，要想在开车的时候保证孩子的安全，最好的方式是不要让他们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而是把他们绑在一个价值200美元的车座上。但许多父母都过分夸大儿童车座的作用，以至于他们会排队到当地警局，申请警察或消防队给自己的汽车安装儿童车座。可以肯定，他们这么做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孩子的关爱，但这种关爱显然有些过头了。（那些过分关爱孩子的父母通常也知道自己这种做法有些过头，不过他们还是会坚持这么做；而那些不是那么溺爱孩子的父母通常会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

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儿童安全领域的大多数发明都跟一种即将面市的新产品有关。（每年美国市场上出售的儿童车座大约为500万个。）正像桑德曼说的那样，大多数购买这些产品的人事实上都是“出于愤怒而非实际的风险”。我们知道，只要能够加强游泳池的安全，我们每年就可以挽救400名儿童的安全，为了便于进行比较，我们在下面列出了其他发明所能拯救的儿童数量：儿童安全包装（大约可以拯救50名儿童），防火睡衣（10名儿童），儿童车内安全气囊（自从气囊问世以来，每年因为安全气囊而死亡的儿童数量不到5名），儿童服装上的安全带（2名儿童）。

你可能会说，等一等。即便父母们确实受到了专家和营销人员们的操纵，那又如何？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努力表示感谢吗？（毕竟，无论他们的贡献大小，他们都是在为保证儿童安全付出努力啊。）难道父母们需要担心的事情还不够多吗？毕竟，父母们还要操心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孩子性格的养成。不是吗？

从“传统智慧”的角度来说，人们对于家教专家们提出的一个最为激烈的问题就是：父母到底有多重要？

显然，家教不好的孩子通常是不幸的。就好像我们在分析堕胎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的那样，那些本来不打算生下来的孩子的命运一般也会比较悲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父母都不会关心他们。可对于那些非常愿意帮助孩子成才的父母们来说，他们能够对自己孩子的未来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要想彻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要用上几十年时间。无数的研究（比如说有人曾经将孪生双胞胎在刚出生的时候就相互分离，并记录下他们的成长过程，以及成年后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在孩子的性格和能力养成过程当中，基因大约会占到50%的因素。

那么一个孩子人生命运的一半要归结于先天因素的话，另外一半来自于什么地方呢？答案非常明显：后天的抚养——小小莫扎特录像带、教堂里的传道、博物馆、法语课、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拥抱、争吵、惩罚等等，一句话，也就是父母后天对孩子的教养。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著名的“科罗拉多领养计划”呢？该计划追踪记录了245名领养儿童的成长过程，结果发现，这些儿童的性格养成跟他们的养父母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联。还有其他研究表明，儿童的性格养成跟他是否被送往日托中心，是否生活在一个双亲家庭，母亲是否工作，是否跟继父继母生活在一起等，也没有任何关联。

在孩子的性格养成过程中，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一个名叫朱迪斯·里奇·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的教科书编纂者在1998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教养谜团》（The Nurture Asssumption）的书里谈到了这个问题。该书实际上是在对传统家教的方式进行攻击，该书是如此发人深省，以至于编者们给它加上了两个副标题个是“为什么孩子会长成这样？”（Why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另外一个是“父母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小伙伴们对孩子的影响比你想象的更重要”（Parents Matter Less than You Think and Peers Matter More）。在哈里斯看来，那些认为自己能够左右孩子性格的父母显然犯了个大错误。她觉得，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显然是陷入了一个文化误区。哈里相信，相比之下，因为小伙伴们彼此之间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所以他们彼此产生的相互影响要远远超过父母的影响。

哈里斯只是一位普通的老奶奶，她并没有获得过任何博士学位，也不是学术专家，所以她的观点，虽然让一部分人感到好奇，却也让很大一部分人嗤之以鼻。“可以理解，公众对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法已经习以为常了。”一位评论员这样写道。“就在去年，还有人告诉我们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对孩子的性格养成极为重要，可到了今年，就又有人告诉我们父母其实没有太大作用了。还有人说，真正重要的是模仿。孩子出生的最初5年是他/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还有人说是最初3年；还有人说只有1年时间。好了，现在有人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是孩子的先天基因组合。”可即便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哈里斯的理论表示出了足够的重视。在这些人中，有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畅销书作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著作《白板》（Blank Slate）当中，平克称哈里斯的观点“让人感到不安”（这是一种赞扬的说法）。“大部分心理医生都会建议自己的病人用15分钟时间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幼年时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上。”平克写道。“许多传记作家都会把相当一部分重点放在人物的童年经历上，试图从中解释人物成年后的成功与失败。那些‘家庭教育专家们’让父母们感觉，如果不阅读每一期的《晚安月亮》（美国流行的一种家庭育儿杂志，英文名为Goodnight Moon——译者注）的话，他们就对不起自己的孩子。事实上，所有持有这些观念的人都应该进行反思。”

他们真的会进行反思吗？父母的教养方式肯定对孩子的未来有影响，大多数父母都会这样告诉自己。退一步来说，即便同伴们对于孩子的影响非常大，难道不是父母在为孩子挑选同伴吗？难道不是父母们在为孩子的生活环境、周围邻居的情况、孩子的学校，以及他们的朋友圈操心吗？

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慎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父母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未来。在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个问题：我们的分析对象是什么？孩子的性格？他们的学习成绩？他的道德行为？他的创造能力？还是他长大以后能赚多少钱？同时我们还要确定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孩子的命运：基因、家庭环境、家庭经济水平、学校、运气、疾病，还是其他因素？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首先来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男孩，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

白人男孩从小在芝加哥南部郊这长大，他的父母博览群书，并积极地参与学校改革。他的父亲在制造业有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他经常会带孩子去野外郊游。他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她的愿望是继续完成学业，拿到一个教育学的学士学位。孩子的生活非常幸福，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好。他的老师相信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他的父母鼓励他努力学习，并为他能够跳级而感到非常自豪。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弟弟，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这一家人甚至会在自己家里举办文学沙龙。

黑人男孩出生在佛罗里达的戴顿纳海滩，他的母亲在他两岁的时候抛弃了他。他的父亲是一名推销员，经常酗酒。而且他经常用浇花的金属水龙头打孩子。就在这孩子11岁圣诞节的那天晚上，当他正在整理一棵摆在桌子上的圣诞树时（这是他拥有的第一棵圣诞树）他父亲开始在厨房殴打自己的女朋友。场面可怕极了，女人的牙齿从嘴巴里飞出来，落到了孩子的圣诞树底下。可孩子知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自己最好还是闭嘴。在学校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心思学习。很快，他开始跟人学贩毒、走私，身上还经常带着枪。每天晚上他都会在父亲赶回来之前上床睡觉，第二天一大早，他又会在父亲醒来之前离开家。他父亲最终因为性骚扰而被送进监狱。所以，到了12岁的时候，这孩子开始被迫自食其力了。

显然，你会相信，第一个孩子的前途一片光明，而第二个孩子却没有任何机会。别忘了，第二个孩子从小就没有受到过关爱，而且还可能会受到种族歧视，他怎么可能有机会成功呢？相比之下，第一个孩子从小就为成功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怎么可能会失败呢？可对于这两个孩子来说，他们的命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的父母造成的呢？

人们总是能够提出很多“如何成为完美父母”的建议，但我们不会。原因有两点：第一，我们都不是家庭教育专家（虽然我们两个一共养活了6个孩子，而且都在5岁以下）；其次，我们更愿意相信我们手头掌握的资料。

对于某个孩子来说，他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说性格，或者是创造力）是无法轻易地用数据进行分析的，可他的学习成绩不同。而且由于大多数父母都相信教育对孩子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所以我们首先可以分析孩子的学习成绩。

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选择学校”的问题，这也是大多数父母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些坚信学校的选择将对孩子产生重大影响的家长们认为，既然纳了税，他们就有权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尽可能好的学校。而批评者们则担心选择学校的做法会让成绩不好的学生留在那些比较糟糕的学校里。而且，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相信，只要把孩子送到了合适的学校（那些能够提供适当的学术教育，适当的课外活动，对学生足够友好，而且能够保障学生安全的学校）孩子的未来才会有保证。

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CPS）很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跟大多数郊区学校一样，CPS的少数民族学生也比较多。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年就颁布了“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规定所有的学校都不许实行隔离制，但许多黑人学生还是会选择那些几乎全部是黑人的学校就读。于是在1980年，美国司法部和芝加哥教育委员会决定联合起来，对该城市的学校系统进行改革。此次改革规定，在入学之前，新生可以选择该城市的任何一所学校。

除了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之外，我们选择CPS择校项目进行研究的原因，还有以下几点。首先，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数据（芝加哥拥有全美第三大学校系统，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而且它还拥有大约60所高中学校，所以学生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其次，这些学校接收新生的比例通常也比较高，几乎有一半提出申请的学生都可以选择临近的学校。最后，也是我们选择CPS系统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就是该系统的择校流程。

可以想见，当新生们可以选择任何一所学校的时候，自然就会形成一定的混乱。那些教育水平比较高，毕业率也比较高的学校通常会收到过多的申请表，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满足所有学生的要求。

为了公平起见，CP决定采取抽签制。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便是专业的行为科学家也很难设计出这样的实验对象。我们知道，在进行科学实验的时候，科学家们通常会随机地把一些老鼠分配到实验组，把另外一些老鼠分配到控制组，CPS所采取的抽签制度也是如此。想象一下，有两个学生，他们各方面的情况都完全相同，都想进入同一所更好的新学校。可由于抽签结果不同，所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如愿以偿进入了新学校，而另一个却被迫进入另外一所学校。这种情况在CPS系统内每年都在发生。可以想象，当我们把这种情况复制上千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份有趣的研究资料。那些当初设想出抽签制度的教育管理者们或许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对此进行研究，但他们的抽签制度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场，使得我们可以分析学校的选择对于学生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那么我们的研究结果到底如何呢？

答案似乎会让教育专家们大跌眼镜：学校的选择对于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确实，那些进入好学校的学生的毕业率通常会更高一些，这似乎说明学校的选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错觉。证据表明：那些在抽签中获胜并进入“更好的”学校的学生并不一定比其他学生取得更好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学习比较出色的学生来说，是否进入“更好的“学校并不会对他们的毕业产生任何影响。这也就是说，那些主动选择学校的学生们以及家长们，通常会更加聪明，而且也更加上进。所以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好成绩，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更好的学校。

那么那些在抽签中失利的学生呢？他们是否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呢？答案是否定的。资料表明，这些学生的成绩几乎仍旧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

当然，对于一种学生来说，不同的学校确实能够对他们的将来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些进入技术学校或职业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学习环境，如果他们能够进入更好的学校，他们毕业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所以CPS的择校项目确实为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加实际的技能，并帮助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但它并不会让任何人变得更聪明。

难道说学校的选择真的毫无意义吗？相信几乎没有一个有些自尊的父母会相信这种说法。可问题是，或许是因为CPS的研究只是针对高中生进行的，或者是因为他们抽签时做了手脚。“很多进入高中的学生根本不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纽约州教育主管里查德·米尔斯（Richard P.Mius）最近说道，“很多高中生的阅读、写作和算术能力只能达到小学水平。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事实上，米尔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在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分析的时候，学者们发现，如果考虑到黑人的教育水平的话，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几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在很多年前，当他们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决定了的。“要想真正实现种族平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缩小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成绩上的差异。”

那么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之间为什么会在学习成绩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许多专家对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贫穷、先天基因、“暑假”现象（白人孩子在放假的时候会继续学习，而黑人孩子在这段时间里则要落后很多）、教师的种族偏见、或者是黑人孩子讨厌“像白人一样”的心理。

在一篇名为“‘像白人’一样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cting White”）论文当中，来自哈佛大学的年轻黑人经济学家小罗兰·弗立叶（Roland G.Fryer Jr.）写道，有些黑人学生“极度讨厌某些行为（比如说接受教育、学跳芭蕾等），因为在他们看来，学习这些就像是在模仿白人。在许多社区当中，‘模仿白人’是一个贬义词，被认为在模仿白人的孩子会受到周围黑人的歧视和疏远，被殴打，甚至惨遭杀害。”弗立叶在他的论文里谈到了年轻的路·阿辛多尔（Lew Alcindor）的故事。四年级的时候，阿辛多尔来到了一所新学校，他发现自己的阅读水平甚至比这所学校中七年级的孩子都要高：“当孩子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成了众矢之的。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我第一次在一个周围都是黑人的环境中生活，我发现自己开始因此受到惩罚。我所有的功课都得A的时候，周围的人就会恨我；如果我发音准确的话，他们就会骂我混蛋。为了应付所有这些威胁，我必须学会一种新的语言。我举止良好，想做个好孩子，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弗立叶还是“理解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在入学最初两年的成绩差异”（Understanding the Black White Test Scow Gap in the First Two Years of School）一文的作者之一。该论文采用的是最新的政府统计数据，能够可靠地显示出黑人和白人之间在各个方面的差距。而且更加有趣的是，这些数据准确地回答了几乎所有父母都想问的一个问题：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哪些因素不会？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教育部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名为“儿童早期纵向研究”（Early Childhood Longitudinal Study，简称为ECLS）的项目。该研究的目标，是统计出全美近两万名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五年级的学习进步水平。研究者们从全国各地挑选出两万名学生，将其作为全国学龄儿童的样本。

在研究过程中，除了学习成绩之外，ECLS还收集了所有相关统计数据：种族、性别、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水平等等。除此之外，研究者们还对这些孩子的父母（以及孩子的老师和学校管理者）进行了多次访谈，并在访谈中提出了很多通常政府项目中不会涉及到的问题：父母在家是否打孩子屁股，频率如何；他们是否会带孩子去博物馆和图书馆；孩子在家里看多少电视等等。

结果自然就形成了大量的数据，只要研究者们提出适当的问题，就可以从这些数据当中找到让人大吃一惊的答案。

研究者们是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展开分析的呢？他们所使用的是经济学家们最喜欢的方式：回归分析。不，回归分析并不是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工具，经济学研究者们经常用它来找出不同变量之间的关联。

关联是一个统计学术语，当两个因素之间存在关联的时候，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一个变量会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下雪的时候外面会冷；我们就说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相比之下，出太阳和下雨之间就是负相关的关系。可以看出，当只有两个变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当变量增加到100个以上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经济学家们可以利用回归分析的方式来找出一堆数据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首先挑选出两个变量，将其他变量进行固定，然后通过改变一个变量来发现另外一个变量是如何变化的。

在理想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可以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进行可控实验：选出两个样本，随机改变其中一个，然后观察另外一个样本的变化。可经济学家们很少有机会进行这样的实验。（所以我们说芝加哥的择校抽签方式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案例。）经济学家所搜集的数据通常会有太多的变量，而且这些变量之间很少是随机产生的。有些变量之间相互关联，有些变量则不会。而他却必须从这一团乱麻当中确定哪些变量之间相互关联，哪些变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在对ECLS资料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研究者们工作的步骤如下：将两万名儿童组成一个带有2万个开关的线路板。每个开关代表着孩子们的某个数据类别，比如说一年级时的数学成绩、三年级的数学成绩、一年级的阅读成绩、三年级的阅读成绩、母亲的教育水平、父亲的收入水平、家里的藏书数量、周围邻居的富裕程度等等。

做好准备之后，研究者就可以开始进行研究了。他会把所有拥有共同特点的儿童归为一类，然后列出他们之间的不同点。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找到线路板上某个变量可能对其他变量所产生的真正影响。

举例说明我们可以针对ECLS统计数据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家里藏书多的孩子学习就一定好吗？回归分析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它可以回答一个稍微不同的问题：那些家里藏书比较多的孩子是否会比家里没有书的孩子学习好一些？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个问题谈的是因果关系，而第二个问题谈的则是关联性。我们可以用回归分析的方式证明关联性，却无法证明因果关系。毕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可以表现为很多种形式：可以是X导致Y；Y导致X；或者可能是其他另外的因素导致了X和Y。回归分析本身不能告诉你是否是因为天冷才下雪，还是因为下雪天才会变冷，或者是否两者是因为碰巧才同时发生。

比如说，KCLS数据确实表明，一个家里有很多书的孩子通常会比那些家里没有书的孩子学习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可考试分数可能会跟很多其他因素有关。如果只是把“家有很多藏书的孩子”跟“家里没有藏书的孩子”进行对比，你所得到的答案可能并没有太大意义，也许一个孩子家里的藏书只能够反映出他家的富裕程度。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对比两个其他条件相同，但只有一点不同（比如说孩子家里的藏书数量）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差异，并判断这一因素是否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成绩。

需要说明的是，回归分析与其说是一门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回归分析跟家庭教育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那些有经验的分析人员却可以使用回归分析来判断某种关联的意义，甚至判断出这种关联是否属于一种因果关系。

那么在对ECLS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答案有很多。我们的第一个结论跟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数差异有关。

众所周知，黑人儿童，即便是在上学之前，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白人儿童。不仅如此，当我们控制住多个变量的时候，黑人儿童的表现还是赶不上白人儿童。（所谓控制变量，就是指控制住一个变量对其他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在ECLS项目当中，在把一个学生跟其他学生进行对比的时候，研究者可以首先选择固定该学生的某些方面的变量，从而就可以准确地衡量出该学生在其他方面跟其他学生之间的差异。）可ECLS数据却反映出了不同的现象。在控制住几个变量（包括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母亲第一次生孩子时的年龄）之后，研究者们发现，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在他们进入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消除了。

对于研究者们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鼓舞人心的发现。首先，它意味着黑人儿童一直在不断取得进步。其次，它还意味着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之间的差异可以被归咎为一些比较明确的因素。该数据还说明，黑人儿童之所以在学校表现不好，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而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来自于那些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很低的家庭。而相比之下，一个处于相同社会经济水平的黑人儿童进入幼儿园的时候，无论是在数学还是在阅读能力上都不亚于与其背景相同的白人儿童。

是个好消息，不是吗？先不要那么快下结论。首先，因为一般黑人儿童确实来自于那些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比较低的家庭，所以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之间的差距是真实存在的。就平均水平而言，黑人儿童的学习成绩的确不如白人儿童。更糟糕的是，即便是当他们的家庭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完全相同，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之间的差距在入学两年之后还是会再次出现。到了一年级结束的时候，黑人儿童的成绩一般会低于同龄的白人儿童。而且到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时候，这种差距还是会不断继续扩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而复杂的问题。首先是因为，黑人儿童通常不会跟白人儿童进入同样的学校，一般情况下，黑人儿童会进入那些比较差的学校。即便是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发生在1954年，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宣判之一，最高法院全体一致作在出裁决：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反宪法。——译者注）法令颁布之后50年，许多美国学校实际上还是存在隔离制度。ECLS项目调查了大约1000所学校，并从每个学校里抽取了20名学生作为样本。在这些学校当中，有35%的学校所选出的样本学生当中没有一名黑人。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白人儿童会选择只有6%的黑人学生的学校就读；而相比之下，大多数黑人却会选择有60%黑人儿童的学校就读。

那么黑人儿童就读的学校到底有多糟糕呢？有趣的是，从传统的评价一个学校的角度来说，这些学校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从班级规模、教师的教育水平、人均占有计算机数量等各个因素来说，黑人儿童的学校跟白人儿童的学校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可通常情况下，黑人学校的混乱因素比较多，比如说黑帮问题，经常会有很多不是学生的人在学校门口闲逛，也没有PTA的资助。（家长与教师联合会，美国学校中的一种常设机构，由学生家长和教师代表组成，目的在于使家长和教师之间更好地就学生的状况进行沟通。——译者注）总体来说，这些学校所提供的环境通常不利于学生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比较糟糕的学校当中，黑人学生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白人学生的成绩同样也会受到影响。事实上，在比较糟糕的学校里，对于那些家庭背景相同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儿童来说，他们在入学最初几年里的成绩并没有什么差别。但这些学校里的学生，成绩一般要明显低于那些“好学校”的学生。或许教育家和研究者们不应该仅仅把目光锁定在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的分数差距上；好学校与差学校之间的差距说不定会更大。ECLS数据说明，那些在好学校就读的黑人学生并不会输给自己的白人同学，而且在好学校就读的黑人学生的成绩要优于那些在差学校就读的白人学生。

所以从这些数据看来，择校确实会明显地对学生的成绩产生影响。那么家庭教育也是如此吗？难道那些“小小莫扎特”真的能够改变孩子的命运吗？阅读《晚安月亮》真的能帮助家长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孩子吗？家长们是否真的需要为了孩子而把家从城市搬到郊区？孩子的父母是否参加PTA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的成绩吗？

ECLS的数据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孩子的个人环境以及他的学习成绩之间的许多关联性信息。比如说，当我们控制住所有其他因素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那些来自乡下的学生成绩通常会低于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家住郊区的学生的成绩处于中等水平，而家住城市的孩子成绩会优于平均水平。

（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居民的教育程度通常比较高，所以这些孩子通常也会比较聪明。）一般来说，女孩的成绩要高于男孩，亚洲人的成绩要高于白人，而对于背景相同的黑人来说，他们的成绩通常和白人儿童的成绩不相上下。

在了解了回归分析，“传统智慧”以及家庭教育的艺术之后，让我们考虑一下下面的16项因素。根据ECLS的数据，在这16项因素当中，有8项因素跟学生的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着极强的关联性。

学生学习成绩关联因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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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

2.学生的家庭非常和睦。

3.学生的父母有着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4.学生的父母最近刚刚搬到一个比较好的社区。

5.学生的母亲是在30岁（或者30岁之后）的时候生下第一个孩子的。

6.学生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到上幼儿园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工作。

7.学生出生时的体重较轻。

8.学生参加了儿童发展起步计划。

9.学生的父母在家说英语。

10.学生的父母经常带孩子去博物馆。

11.学生是领养的。

12.学生经常被打屁股。

13.学生的父母参加PTA。

14.学生经常看电视。

15.学生家里有很多藏书。

16.学生的父母几乎每天都给孩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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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8项因素则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读者可以猜猜看，在下面列出的因素当中，哪些因素会对学生的成绩产生影响，哪些不会。

8个跟学生分数高度相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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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

2.学生的父母有着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3.学生的母亲是在30岁（或者30岁之后）的时候生下第一个孩子的。

4.学生出生时的体重较轻。

5.学生的父母在家说英语。

6.学生是领养的。

7.学生的父母参加PTA。

8.学生家里有很多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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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跟学生的分数没有任何关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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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的家庭非常和睦。

2.学生的父母最近刚刚搬到一个比较好的社区。

3.学生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到上幼儿园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工作。

4.学生参加了儿童发展起步计划。

5.学生的父母经常带孩子去博物馆。

6.学生经常被打屁股。

7.学生经常看电视。

8.学生的父母几乎每天都给孩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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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逐个分析：

有影响：学生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

无影响：学生的家庭非常和睦。

（有影响指对学生学习成绩有影响的因素，无影响则指的是对学生成绩没有影响的因素，下同。——译者注）

那些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在学校里的成绩通常也很好，这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通常会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智商较高的家长往往会接受更多的教育，而智商本身又具有一定的遗传性。相比之下，学生的家庭是否和睦似乎并没有太大关系。正如前文的研究当中说到的那样，家庭结构实际上对于孩子的性格形成并没有太大影响，而且也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对于美国2000万名来自于单亲家庭的学生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有影响：学生的父母有着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无影响：学生的父母最近刚刚搬到一个比较好的社区。

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的学生成绩通常也会比较好，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成功的一项主要指标，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的智商和教育程度往往也比较高，而如果父母属于成功人士的话，他们培养出来的孩子成为成功人士的可能性往往也比较大。相比之下，你的邻居并不会对学生的成绩产生什么影响。搬家本身就会打断孩子的正常生活，而且就好像一双好球鞋并不能让你跳得更高，一所好房子也并不会提高孩子的数学成绩或阅读水平。

有影响：学生的母亲是在30岁（或者30岁之后）的时候生下第一个孩子的。

无影响：学生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到上幼儿园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工作。

对于一个在30岁或更晚一些的时候才生出第一个孩子的女性来说，她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通常不错。这样的女性通常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者是有更好的职业发展。而且在生孩子之前，她一般会比那些未成年母亲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一定能成为好妈妈，但至少，相对来说，她在生孩子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ECLS的数据表明，对于那些在未成年的时候生出第一个孩子，然后一直等到30多岁的时候再生出第二个孩子的母亲来说，她们的第二个孩子未必比第一个孩子更加成功。）与此同时，一些女性在孩子出生之后便当起了全职母亲，一直等到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才重新开始工作，这种做法未必能够给孩子带来任何优势。对于有些家长来说，这个结论可能会让他们有些沮丧，既然如此，那些育儿培训还有什么意义呢？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数据确实表明全职母亲未必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有影响：学生出生时的体重较轻。

无影响：学生参加了儿童发展起步计划。

那些出生时体重较轻的孩子往往在学校表现不好。这可能是因为早产会对一个孩子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孩子出生时的体重反映了他们父母的产前调整水平，因为那些平时有抽烟喝酒的习惯的母亲往往不会因为怀孕而戒烟戒酒。而反过来说，那些出生时体重较轻的孩子可能比较可怜，所以家长们可能会送他们去参加儿童发展起步计划学前项目。但是根据ECLS的数据显示，儿童发展起步计划项目根本不会提高孩子日后的学习成绩。虽然我们对儿童发展起步计划充满感激（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曾经参加过该项目），但我们必须承认，该项目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当那些教育程度不高、工作强度较大的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加该项目的时候，帮她照顾孩子的，很可能是另外一位教育程度同样不高，工作强度同样大的母亲。（还有一屋子同样的孩子。）据统计，在所有的儿童发展起步计划教师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不到30%。而且这份工作的收入也很低（儿童发展起步计划教师的平均年薪是2.1万美元，而一位公立幼儿园教师的平均年薪是4万美元）所以在短期之内，儿童发展起步计划项目不会吸引到那些水平较高的教师。

有影响：学生的父母在家说英语。

无影响：学生的父母经常带孩子去博物馆。

对于那些经常在家里说英语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通常也会更好。当然，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对ECLS研究当中的西班牙裔学生的表现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再次得到了印证。总体来说，很多西班牙裔学生的家长都不说英语，这些学生的成绩也低于其他学生。（但到了更高年级的时候，他们往往能够赶上其他同学。）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如果孩子的父母不仅能够流利地用英语沟通，而且还会利用周末时间带孩子去博物馆，帮他开阔眼界的话，那是否会对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呢？对不起，答案是否定的。相信大多数家长都觉得应该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的问题，可ECLS的研究表明，孩子参观博物馆的次数跟他的成绩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

有影响：学生是领养的。

无影响：学生经常被打屁股。

如果一个孩子是被领养的话，他的成绩一定会受到强烈的负面影响。为什么呢？研究表明，亲生父母的智商对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养父母，如果一个孩子在一出生就被送给别人领养的话，他母亲的智商通常不会太高。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虽然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它确实比较符合“人是自私的”这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当一位女性知道自己要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的时候，她在怀孕期间也不会很好地照顾肚子里的胎儿。（想想看，你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汽车和周末租来的汽车吗？）虽然那些被领养的孩子成绩会受到影响，但父母的体罚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可能会让人感到难以理解。这并不是因为打屁股肯定会对孩子产生不利的影响，而是因为“传统智慧”告诉我们，当一位家长经常打孩子屁股的时候，他肯定不是一位开明的家长。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家长在其他方面也同样不会有开明的表现。可能事实并非如此，也可能家长打孩子屁股是有其他原因的，但请记住，ECLS的调查还包括了一些对孩子父母的直接访谈。而在接受政府官员采访的时候，那些经常打孩子屁股的家长必须承认自己的做法。这也就是说，那些承认自己经常打孩子屁股的家长要么非常不开明，要么就是作常诚实。事实上，诚实的父母对孩子的正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打屁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有影响：学生的父母参加PTA

无影响：学生经常看电视。

如果父母参加PTA的话，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往往会很好，这很可能是因为只有那些关心教育的父母才会参加PTA，而不是因为PTA让他们的孩子变得更加聪明。与此同时，ECLS的数据表明孩子的分数和他看多少电视并没有关系。虽然“传统智慧”相信，看电视不会让一个孩子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芬兰的教育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在芬兰，大多数孩子直到7岁的时候才上学，此前他们学习阅读的主要方式就是看电视，看那些带有芬兰语字母的美国电视节目。）给孩子配电脑也不会让孩子变成爱因斯坦，ECLS的数据表明，电脑的使用跟孩子的分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下面是最后一组因素：

有影响：学生家里有很多藏书。

无影响：学生的父母几乎每天都给孩子读书。

正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家里有很多藏书的孩子成绩往往也会比较好。可经常给孩子读书未必能够帮助你的孩子提高成绩。

这听起来好像有些让人难以理解。这自然就引出了我们最开始时的问题：那么父母到底能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家里藏书的数量会对孩子的成绩产生正面影响。大多数人都会因此推算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因果关系：一个名叫以赛亚（Isaiah）的小孩子家里有很多藏书，以赛亚的阅读成绩好极了，这肯定是因为他的父亲或母亲经常读书给他听。而以赛亚的朋友埃米丽（Emily）家里也有很多藏书，但她好像根本没碰过这些书。她只喜欢给自己的玩偶穿衣服，或者是看卡通片。可埃米丽的成绩跟以赛亚一样好。相比之下，以赛亚和埃米丽共同的朋友里奇（Ricky）家里根本没有任何书。可里奇几乎每天都跟自己的母亲一起去泡图书馆，里奇很喜欢读书，可他的阅读成绩却不如以赛亚和埃米丽。

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阅读本身并不能影响孩子的成绩，那么难道只要把书放在屋子里就可以提高孩子成绩了吗？难道书对孩子的大脑有魔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往那些有孩子的家庭送一卡车书就可以了。

事实上，伊利诺伊州政府就曾经尝试过这种做法。2004年早些时候，该州州长罗德一布拉格日维奇（Rod Blagojevich）宣布了一项计划：从孩子出生起，政府每个月会向这些家庭邮寄一本书，直到孩子读幼儿园。该计划每年耗费2600万美元资金。可布拉格日维奇相信，这种做法将有助于提高本州儿童的阅读水平。根据统计，该州有40%的三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旦收到了书，它们就是你的了，”他说道，“它们就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会让你有所提高，书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在进入学校读书之前，伊利诺伊州的所有孩子都会收到至少60本书。这种做法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提高阅读水平吗？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虽然我们并没有进行确切的统计：但事实上，伊利诺伊的立法机构最终否决了这项提议。）毕竟，ECLS的研究并没有证明“家里有书的孩子成绩一定优秀”，它只是说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已。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关联呢？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通常情况下，那些买很多书的家长往往比较聪明，而且都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还把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或者他们也可能非常关心教育问题，而且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们会为孩子制造有利的环境，鼓励孩子更加努力地学习，并对孩子的每个进步作出奖励。）这样的父母可能会相信每一本书都具有魔力，而且能够无限地释放孩子的潜力。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家庭藏书并不会提高孩子的智力。

那么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下面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那些会对孩子成绩产生影响的8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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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

2.学生的父母有着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3.学生的母亲是在30岁（或者30岁之后）的时候生下第一个孩子的。

4.学生出生时的体重较轻。

5.学生的父母在家说英语。

6.学生是领养的。

7.学生的父母参加PTA。

8.学生家里有很多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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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不会对孩子成绩产生影响的8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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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的家庭非常和睦。

2.学生的父母最近刚刚搬到一个比较好的社区。

3.学生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到上幼儿园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工作。

4.学生参加了儿童发展起步计划。

5.学生的父母经常带孩子去博物馆。

6.学生经常被打屁股。

7.学生经常看电视。

8.学生的父母几乎每天都给孩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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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前面的8项因素实际上表明的父母本身的特点，即“他们的父母是一个怎样的人”；而后面的8项因素则是父母们的行为，即“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做了什么”。对于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成功、健康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成绩通常也会很好；而父母对孩子所做的一切，比如说带他们去博物馆，打他们屁股，送他们去儿童发展起步计划，经常读书给孩子听，或者是阻止孩子看电视等，并不会对孩子产生明显的影响。

对于那些总是在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孩子的父母和家庭教育专家们来说，这一发现或许能够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于那些所谓的家庭教育技巧显然过于倚重了。

但这并不是说父母并不重要。毫无疑问，在孩子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问题是，大多数父母都是在孩子出生之后开始学习如何教育孩子的，这时已经为时过晚了。如果父母聪明、勤奋、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不错的收入、能够组织良好家庭的话，他们的孩子也很可能会取得成功。但父母对孩子做些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父母本身具有怎样的特点，他们是一个怎样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的许多父母们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政治家们一样，他们之所以会拼命地募集选举资金，是因为他们相信金钱可以赢得选举，可事实上，真正能够帮助他们赢得选举的是他们本身的特质，如果选民们不喜欢一个人，无论他投入了多少金钱都无济于事。

在一篇名为“经济结果的本质与教养”（The Natureand Nurture of Economic Outcomes）的文章当中，经济学家布鲁斯·萨塞尔多特（Brucc Sacerdore）对家庭教育的长远影响进行了分析。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引用了3项关于领养问题的研究，两项来自美国，一项来自英国，每一项研究都对被领养的儿童、领养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生父母进行了深入分析。萨塞尔多特发现，那些领养孩子的父母通常比孩子的亲生父母更加聪明一些，接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收入也会更高一些。可问题是，他们领养的孩子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更加优秀。在ECLS的数据当中，我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些被领养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相对较差；看来基因对孩子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父母们后天的言行。但另一方面，萨塞尔多特也发现，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父母们并非无能为力。当那些被领养的孩子长成大人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似乎并不像他们的智商所注定的那样。没有被领养的孩子相比，被领养的孩子更有可能考上大学，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建立良好的家庭。所以萨塞尔多特得出结论，真正改变这些孩子命运的，正是那些领养他们的父母。

第6章

名字对孩子的未来

有影响吗

在本章当中，我们将讨论名字的重要性。

一个叫文纳的孩子和他的弟弟，洛塞……

最黑的名字和最白的名字……

文化隔离：为什么辛菲尔德永远不会受到黑人欢迎……

如果你的名字真的很糟糕，你应该换个名字吗？……

富人阶层的名字和穷人阶层的名字……

Britney Spears：是原因还是结果……

Aviva会成为下一个Madison吗？……

当父母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是在向这个世界传达什么信息？

列维特开始准备写一篇关于黑人姓名的新论文。他希望发现那些拥有典型黑人姓名的人是否会因此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跟近期的其他研究相反的是，答案是否定的。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黑人文化，是导致种族不平等的原因，还是种族不平等所导致的后果？对于一名经济学家，即便是像列维特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正像列维特所说的那样，他实际上是在“将文化进行量化”。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遇到的是一项艰巨、复杂，甚至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与此同时，这样的任务又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能够对孩子的未来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否则他们干吗要为孩子操心呢？

这种想法甚至会在孩子出生之前就体现出来，事实上，我们从父母对孩子所做的第一个正式行为取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意愿。正像所有的父母都知道的那样，给孩子取名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职业，围绕着这一话题，人们出版了大量的图书，建设了一批网站，还出现了很多职业取名顾问。对于许多父母来说，他们似乎相信，只有给孩子取个好名字，他们的孩子才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在他们看来，姓名不仅具有极强的审美意义，它甚至具有预言性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1958年的时候，纽约一位名叫罗伯特·莱恩（Robent Lane）的人决定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文纳（英文是Winner，意思是“赢家”。——译者注），莱恩一家住在哈莱姆（英文名是Harlem，纽约著名的贫民区。——译者注）的一所政府救济房里，家里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名字都比较普通。可罗伯特显然对刚出生的这个孩子有着特殊的感情。文纳·莱恩，一个取了这样的名字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成功呢？

3年之后，兰恩夫妇又生了一个男孩，这是他们的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罗伯特决定给这个孩子取名洛塞（英文名是Lgsct，意思是“输家”。——泽者注）。罗伯特好像并不是特别讨厌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可问题是，如果文纳·莱恩不可能失败的话，那么洛塞·兰恩又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呢？

可事实上，洛塞·兰恩确实取得了成功。他赢得了奖学金进入了预科学校，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拉法耶特学院，毕业后进入纽约警察局工作（实现了他母亲很长时间以来的愿望），并最终成为一名警官。虽然他从不介意自己的名字，可许多人还是不习惯称他为洛塞。“于是他们给我取了很多其他名字，”洛塞后来说道，“有吉米（Jimmy）、詹姆士（James）和任何他们能够想到的名字，他们很少叫我洛塞。”他还说道：“有时候他们会用法语的发音方式来称呼我，叫我鲁西埃尔（Losier）。”对于他的同事们来说，他的名字是卢（Lou）。

那个叫文纳·兰恩的孩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呢？文纳·兰恩如今已经40多岁了，迄今为止，他所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绩就是他的犯罪记录：他曾先后因为抢劫、家庭暴力、拒捕等罪名入狱30余次。

如今，洛塞和文纳之间很少讲话。而当初给他们取名字的父亲也早已不在人世。显然，他当初的设想是对的，名字有时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只是他很可能是把两个孩子的名字搞错了。

还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被送上了纽约州奥本尼郡家庭法庭，这孩子的名字叫“女妖”（Temptress），邓尼斯·杜甘（W.Dennis Duggan）法官很久以前就注意到许多嫌疑犯的名字都非常奇怪。还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他的名字是父母用他出生后在医院里看到的第一个标志——AMCHER（奥本尼郡医务中心医院急救室的首字母缩写），给他取的名字。可杜甘认为“Temptress”是他所见到过的最为大胆的名字。

“我让她先离开法庭，这样我可以跟她妈妈讨论一下为什么会给孩子取个这样的名字。”法官后来回忆道。“她说她曾经看过一个叫《考斯比秀》（The Cosby Show）的节目，非常喜欢里面那位年轻的女演员。我告诉她那位女演员的名字实际上叫‘Tempestt’。她说她后来才知道这个，可既然已经拼错了名字，也只好将错就错了。我问她是否知道‘Temptress'什么意思，她说她是后来才知道的。她的女儿很难驯化，她甚至会在母亲工作的时候把男人带回家。我问这位母亲是否想到自己的女儿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她说她根本没有想到。”难道“女妖”真的是“名副其实”吗？或者即便母亲给她取名“贞洁”（Chastity），她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

想必读者很容易想到，“女妖”的父母并不是称职的父母。她母亲不仅会随便给孩子取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名字，而且在取名字的时候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单词什么意思。那个名叫“Amcher”的男孩最后被送上了家庭法庭，这似乎也不会让人感到奇怪。那些不愿意花心思为孩子取个好名字的家长显然不会是称职的家长。

那么你给孩子取的名字真的会影响他的命运吗？或者说孩子的名字能够反映出家长的命运？不管怎么说，孩子的名字到底会传递给自己周围的世界怎样一种信号，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名字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需要说明的是，洛塞、文纳、女妖和Amchcr都是黑人。这是纯粹出于巧合昵，还是它反映出了更大的文化背景？

几乎每一代都会产生一些能够推动黑人文化研究的学者。黑人经济学家小罗兰德·弗立叶就是这些学者当中的一位。正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他曾经分析过“模仿白人行为”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成绩差异”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似乎都不应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出生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家庭，靠着运动员奖学金读完了德克萨斯大学。在大学就读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进入职业橄榄球队（NFL）或NBA；其次，在开始认真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居然很喜欢学习。他先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并在25岁的时候就受聘到哈佛大学担任教授，并以在种族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而闻名。

弗立叶的目标是研究“黑人为什么在成就上不如白人？”“众所周知，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黑人所取得的成就都不如白人，”他说道。“无论是从出生率、婴儿存活率，还是寿命，都是如此。在参加SAT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学习能力评估测试，被认为是美国的高考。——译者注）的时候，黑人的成绩是最糟糕的。参加工作之后，黑人的收入也要低于白人。我的目标是找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愿意用尽一生去寻找答案。”

除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经济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之外，弗立叶还对二者之间文化上的隔阂进行了研究。黑人和白人喜欢看不同的电视节目。在黑人收视排行榜和白人收视排行榜的前10名节目里，只有一个节目是重合的，《星期一橄榄球之夜》（Monday Night Football）；对于白人观众来说，辛菲尔德（Seinfidd）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情景喜剧之一，可对于黑人来说，该节目的收视率甚至排不到前50名。他们抽不同的香烟。Ncwports在黑人年轻人当中占有75%的市场，而在白人年轻人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却不足12%；白人年轻人主要抽万宝路。而且黑人父母也往往会给孩子取一些截然不同于白人的名字。

弗立叶不禁感到奇怪：难道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二者在经济水平上的差异吗？或者这种文化差异只是经济水平差异的一种反映而已？

和ECLS的研究者们一样，弗立叶所面对的也是数量惊人的数据：1961年以来所有加利福尼亚州出生的孩子的登记信息。该数据总量包括了超过1600万份统计信息，既包括一些标准的信息，比如说名字、性别、种族、出生重量、以及父母的婚姻状况，同时还包括了其他一些更能描述父母状况的信息，比如说他们的邮政编码（这可以说明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的种族构成），他们向医院支付账单的方式（这也反映了他们的经济水平），以及他们的教育水平。

加利福尼亚的数据表明，黑人父母和白人父母给孩子所取的名字截然不同。而相比之下，白人和亚裔父母给孩子所取的名字非常相似；而且白人父母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给孩子取的名字也会有一些相似，可白人父母和黑人父母给孩子取的名字的差异是最大的。

这些数据还表明，黑人和白人名字上的差异只是最近刚刚出现的现象。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黑人和白人还会取很多相同的名字。1970年的时候，一个在黑人社区出生的女孩通常会被取一些在黑人中比较流行的名字，但这些名字在白人当中也可能很流行。到了1980年的时候，女孩的名字就会完全带有黑人特色。（男孩的名字也是一样，但变化的速度不像女孩子那么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无论在任何种族当中，父母在给男孩取名字的时候总是会更加谨慎一些。）考虑到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主要发生在非洲裔美国人比较活跃的地区），导致这种变化的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旨在“突出非洲文化，反击黑人低等歪论”的“黑色权力运动”（该运动爆发于20世纪60年代末，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阿里等。——译者注）。如果这场姓名革命果真受到了“黑权运动”的启发，它或许可以被看成是该运动所产生的最为深远的影响之一。相比之下，这场运动的其他标志已经渐渐消失了，很少有人还保留那个年代夸张的黑人发型，更不会有人还穿着颜色花哨的短袖衬衫了；而当时名噪一时的黑豹党（1966年成立于奥克兰，黑权运动中的著名组织。——译者注）的创始人鲍勃·希尔（Bobby Seale）如今也成了兜售烧烤用品的商人了。

如今有很多黑人使用的都是一些黑人特有的名字。每年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女婴当中，有超过40%的人名非常独特，她们取的都是那些在10万名白人女孩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将近30%的黑人女婴的名字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要说是对于白人婴儿，即便是在当年出生的黑人婴儿当中，都没有人会取同样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有228个孩子被取名为Unique，有一个孩子被取名Uneek，Uneque，和lUneqqee。）即便是那些非常流行的黑人名字，也跟白人的名字有着明显的差别。举个例子，在626名取名Deja的女孩当中，有591名是黑人；在454名被取名为Precious的女孩当中，431名都是黑人。在318名被取名为Shanices的女孩当中，有310名都是黑人。

那么通常是什么样的父母会给孩子取一个典型的黑人名字呢？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那些没有结婚、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未成年母亲，她们通常生活在黑人社区里，而且大多数人自己也都有一个典型的黑人名字。在弗立叶看来，那些给孩子取一个典型的黑人名字的父母本身就是在通过孩子的名字表明自己对所在社区的认同。“如果我开始给我的孩子取名，Madison的话，”他说道，“你可能会想，‘哦，你想让你的孩子向白人学习，是吗？’如果说那些学习微积分和芭蕾舞的孩子会被认为是‘模仿白人’的话，”弗立叶说道，“那么那些给自己的孩子取名Shanices就是在坚守黑人阵地。”

加利福尼亚的研究表明，许多白人父母也都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超过40%的白人父母会给孩子取一些典型的白人名字。比如说Connor.Cody Emily和Abigail等。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加利福尼亚至少各有2000位父母给孩子取了这些名字，其中黑人父母的数量不到2%。

那么到底哪些是“最白”的名字，哪些是“最黑”的名字呢？

20个“最白”的女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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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lly　　 11.Jenna

2.Amy　　　 12.Heather

3.Claire　　13.Katherine

4.Emily　　 14.Caitlin

5.Katie　　 15.Kaitlin

6.Madeline　16.Holly

7.Katelyn　 17.Allison

8.Emma　　　18.Kaitlyn

9.Abigail　 19.Hannah

10.Carly　　20.Kathr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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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最黑”的女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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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mani　　 11.Jada

2.Ebony 　　12.Tierra

3.Shanice　 13.Tiara

4.Aaliyah　 14.Kiara

5.Precious　15.Jazmine

6.Nia　　　 16.Jasmin

7.Deja　　　17.Jazmin

8.Diamond　 18.Jasmine

9.Aisa　　　19.Alexus

10.Aliyah　 20.R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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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最白”的男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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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ke　　11.Cole

2.Connor　12.Lucas

3.Tanner　13.Bradley

4.Wyatt　 14.Jacob

5.Cody　　15.Garrett

6.Dustin　16.Dylan

7.Luke　　17.Maxwell

8.Jack　　18.Hunter

9.Scott　 19.Brett

10.Logan　20.C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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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最黑”的男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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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Shawn　　 11.Demetrius

2.DeAndre　　 12.Reginald

3.Marquis　　 13.Jamal

4.Damell　　　14.Maurice

5.Terell　　　15.Jalen

6.Malik　　　 16.Darius

7.Trevon　　　17.Xavier

8.Tyrone　　　18.Terrance

9.Willie　　　19.Andre

10.Dominique　20.Darr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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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那些取了一个非常黑人化名字或白人化名字的人来说，名字将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许多年来，研究者们已经对“人们如何感受名字”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通常会发出两份完全相同的伪造简历，一份简历上使用典型的白人姓名，另外一份简历则使用典型的黑人姓名。结果表明，那份使用典型的白人姓名的筒历通常会得到比较多的面试机会。

该研究告诉我们，如果DeShawn Williams和Jake Williams向同一位公司主管发去筒历的话，Jake Williams得到面试机会的概率通常会比较大。这说明，那些名字“听起来比较像黑人”的人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名字而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此类研究对研究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研究者们却很难从中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DeShawn Willmms没有得到面试机会？”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是因为收到他筒历的这位主管是种族主义分子？还是因为他只是觉得DeShaw nWilliams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来自低收入、受教育水平也比较低的家庭？筒历显然并不能说明一切，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超过50%的筒历都包含虚假信息，那么这只能说明，DeShawn Williams这个名字会让主管感觉投筒历的人的家庭背景可能并不好，而拥有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往往都不大可靠。

而且该研究也无法告诉我们在面试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这位主管确实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他只是不小心给一个取了白人名字的黑人一次面试机会昵，那么在面试之后，他聘请这位面试者的机会是否会更大呢？或者说，对于这位黑人面试者来说，这次面试只是在浪费时间，谁让他取了个白人名字呢？研究结果还显示，在那些黑人社区当中，取了个白人名字的人经常会遭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即便一个人取了个典型的黑人名字，他又会得到怎样的好处呢？对于研究者们来说，因为无法追踪DeShawn Williams和Jake Williams最终到底会得到怎样的结果，所以他们也就无法衡量姓名对于一个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或许，你会说，DeShawn Williams应该改个名字。

当然，这种做法并不希奇。纽约民事法庭最近抱怨说改名字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人改名字纯粹是为了更加好听。有一位年轻的夫妇，Natalie Jeremijenko和Dalton Conley最近把自己4岁大的儿子名字改为Yo Xing Heyno Augustus Eisner Alexander Weiser Knuckles Jeremijenko Conley。有些人改名字是出于经济目的，纽约的一位名叫Michael Goldberg出租车司机在2004年初被杀身亡之后，媒体报道说，Goldberg先生实际上是一位在印度出生的锡克族人，他之所以改名字，是因为在刚刚移民纽约的时候，他觉得给自己取个犹太人的名字可能会更好一些。而相比之下，Goldberg的决定可能会让一些表演圈里的人感到难以理解，因为对于表演圈里的人来说，改掉犹太名字似乎已经成了一项传统。所以Issur Danielovitch才会改名为Kirk Douglas；而Zelman Moses也是在改名为Williams MorrisAgency之后才成为大明星的。

问题是，如果ZelmanMoses不改名为Williams Morris的话，他是否也能取得相同的成功呢？如果DeShawn Williams改名为Jake Williams或Conor Williams的话，他是否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呢？很多人都愿意这么想，就好像他们愿意相信在屋子里堆满书就可以让孩子变得更聪明一样。

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并不能真正告诉我们名字的重要性，但加利福尼亚的资料却可以。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加利福尼亚所提供的研究资料不仅包括每个孩子的关键统计数据，还包括了许多关于他们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也是最为重要的，她们自己的出生日期。有了她们的出生日期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出这几十万名同样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母亲们，并把这些信息跟她们的出生记录联系起来。

有了这些信息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找出几乎所有女性的人生记录。这正是所有研究者梦寐以求的数据，因为它可以让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那些婴儿们）进行归类，把那些生活环境相似的孩子归为同一类，并找出他们20或30年后的生活状况。在加利福尼亚的几十万名女性当中，许多人都取了非常典型的黑人名字。通过使用回归分析的方式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研究者们就有可能找出某个因素，比如说女性的名字，对她们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健康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名字真的很重要吗？

数据表明，一般来说，一个有着典型黑人名字的人，无论是叫Imani的女性还是叫DeShawn的男性，各方面的生活水平都要低于叫Molly的女性或叫Jake的男性。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名字出了问题。如果两个黑人男孩Jake Williams和DeShawn Williams都出生在同一个社这，拥有同样的家庭背景的话，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很可能是相同的。可那些给自己的孩子取名Jake的父母们通常不会和给孩子取名DeShawn的父母们住在同一个社区。事实上，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收入不高、受教育水平不高、家庭不完整的父母才会给孩子取名DeShawn。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反映了而非导致了他以后的成就。就好像那些家里没有藏书的孩子成绩通常不会太好的道理一样，一个叫DeShawn的人通常也不会取得太大的成就。

那么如果DeShawn改名为Jake或Connor的话，他的生活会有所改变吗？我猜想，那些希望通过改名字来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的人往往都比较有上进心，而导致他们最终可能取得成功的，正是他们的这种上进心（而不是名字）。

加利福尼亚的姓名研究通常得出了许多其他的结果。总的来说，这些数据可以告诉我们这些父母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孩子有着怎样的期待。

我们先来提个问题：名字是怎么来的？当然，我们知道，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找到自己喜欢的名字，比如说他们可以到《圣经》里去找，也可以从许多传统的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名字当中选择，他们还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些古代王子或现代嬉皮士的名字，或者也可以用一些家乡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著名的品牌（Lexus、Armani、Bacardi、Timberland）还有其他一些能够给人带来启发的东西。加利福尼亚的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出生了8个叫Harvard（哈佛）的黑人；15个叫Yale（耶鲁）的白人，还有18个叫Princeton（普林斯顿）的黑人。另外还有3个（都是黑人）叫Lawyer（律师），9个（其中有8个是白人）叫Judge（法官），3个（都是白人）Senator（参议员），以及2个（都是黑人）President（总统）。一次在广播节目中谈论他的名字研究的时候，小罗兰·弗立叶曾经接到过一位黑人女性打来的电话，这位女士抱怨说有人给她的侄女取了个很难听的名字——shuh-TEED，可不幸的是，这名字事实上却被拼成了Shithead（蠢货）。还有两位名叫Orange Jello和Lemon Jello的黑人男孩，为了让他们的名字更加体面一些，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的名字改成了a-RON-zhello和le-MON-zhelio。

OrangeJellos、LemonJello，还有Shithead都是一些只有极少数人会使用的名字，还有一些名字却能很快流传开来。一个名字是怎样在公众当中流行起来的呢？为什么有的名字能够流传开来，而有的名字却不能呢？难道这只是巧合，或者说另有其他原因？我们都知道，名字的流行是有一定周期的，Sophid和Max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名字几乎一度绝迹，可如今又重新流行起来。那么这些周期具有怎样的模式呢？

答案就在加利福尼亚的统计数据当中而且答案是肯定的。

在对这些数据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孩子的名字和他父母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下面我们列出了中产白人最常用的女孩名字和低收入阶层最常用的女孩名字。（为了使数据更具有时效性，我们在下面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取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结果。）

中产白人最常用的女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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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rah　　 11.Nicole

2.Emily　　 12.Taylor

3.Jessica　 13.Elizabeth

4.Lauren　　14.Katherine

5.Ashley　　15.Madison

6.Amanda　　16.Jennifer

7.Megan　　 17.Alexandra

8.Samantha　18.Brittany

9.Hannah　　19.Danielle

10.Rachel　 20.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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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阶层白人最常用的女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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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shley　　11.Emily

2.Jessica 12.Nicole

3.Amanda 13.Elizabeth

4.Samantha　14.Heather

5.Brittany　15.Alyssa

6.Sarah　　 16.Stephanie

7.Kayla　　 17.Jennifer

8.Amber　　 18.Hannah

9.Megan　　 19.Courtney

10.Taylor　 20.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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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有一定的重合，但请记住，我们在这里列出的都是最为常用的名字，而且我们所使用的数据相当庞大，所以在以上的名单当中，即便是两个相临的名字，使用它们的人数差异也可能高达数百甚至数千人。所以如果Brittany在低收入阶层白人女孩名单上位居第五，却在中产阶层白人女孩名单上位居第十八位的话，我们可以肯定Brittany是一个非常“低端”的名字。还有，我们发现在其中一个名单当中出现的5个名字在另外一个名单当中根本没有出现。下面我们是富人阶层女孩最常使用的5个名字和低收入阶层女孩最常使用的5个名字，我们按照它们出现的次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列：

下面是男孩的数据：

既然收入和名字之间有明确的关系，再考虑到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容易发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他们孩子

的姓名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列出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给孩子取的名字：

当我们将该数据进一步放大的时候，所得到的结果就更加明显了。根据整个加利福尼亚数据库的记载，我们在下面列出了最能反映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女孩名字。

最能反映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女孩名字

（括号内是母亲受教育的平均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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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gel（11.38）

2.Heaven（11.46）

3.Misty（11.61）

4.Destiny（11.66）

5.Brenda（11.71）

6.Tabatha（11.81）

7.Bobbie（11.87）

8.Brandy（11.89）

9.Destinee（11.91）

10.Cindy（11.92）

11.Jazmine（11.94）

12.Shyanne（11.96）

13.Britany（12.05）

14.Mercedes（12.06）

15.Tiffanie（12.08）

16.Ashly（12.11）

17.Tonya（12.13）

18.Crystal（12.15）

19.Brandie（12.16）

20.Brandi（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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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被取名为Cindy或Brenda，而且已经超过40岁的话，这些名字或许并不能说明你/他/她的父母受教育水平比较低。正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名字的流行具有极强的周期性。还有些属于典型低收入父母所取的名字显然是误拼了，这有可能是故意的，也有可能是无意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父母给孩子取某些名字，比如说Tabitha、Cheyenne、Tiffany、Brittany和Jasmine等的时候，即便拼写是正确的，他父母所受的教育水平也可能比较低。可当一位母亲拼错一个常见的名字时，这只能说明她受的教育水平确实很低。

“Jasmines”的10种拼法

按照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进行升序排列

（括号内是母亲受教育的平均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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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zmine（11.94）

2.Jazmyne（12.08）

3.Jazzmin（12.14）

4.Jazzmine（12.16）

5.Jasmyne（12.18）

6.Jasmina（12.50）

7.Jazmyn（12.77）

8.Jasmine（12.88）

9.Jasmin（13.12）

10.Jasmyn（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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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份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父母经常给孩子取的名字。其中包括了一些错误的拼写（Micheal和Tylor），但总的来说，这张清单反映了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绰号作为正式的名字。

最能反映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白人男孩名字

（括号内是母亲受教育的平均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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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icky（11.55）

2.Joey（11.65）

3.Jessie（11.66）

4.Jimmy（11.66）

5.Billy（11.69）

6.Bobby（11.74）

7.Johnny（11.75）

8.Larry（11.80）

9.Edgar（11.81）

10.Steve（11.84）

11.Tommy（11.89）

12.Tony（11.96）

13.Micheal（11.98）

14.Ronnie（12.03）

15.Randy（12.07）

16.Jerry（12.08）

17.Tylor（12.14）

18.Terry（12.15）

19.Danny（12.17）

20.Harley（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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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给出一些反映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名单。这些名字本身，无论从发声或书写的角度来说，跟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家长所取的名字都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女孩的名字比较杂，而且带有很强的文学或艺术色彩。对于那些正在准备给孩子取一个“聪明”名字的家长来说，我们建议，这样的名字并不能让你的孩子变得更聪明；它只能让你的孩子拥有跟其他聪明孩子一样的名字。

最能反映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白人女孩名字

（括号内是母亲受教育的平均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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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ucienne（16.60）

2.Marie-Clarie（16.50）

3.Glynnis（16.40）

4.Adair（16.36）

5.Meira（16.27）

6.Beatrix（16.26）

7.Clementine（16.23）

8.Philippa（16.21）

9.Aviva（16.18）

10.Flannery（16.10）

11.Rotem（16.08）

12.Oona（16.00）

13.Atara（16.00）

14.Linden（15.94）

15.Waverly（15.93）

16.Zofia（15.88）

17.Pascale（15.82）

18.Eleanora（15.80）

19.Elika（15.80）

20.Neeka（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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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将给出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男孩名字。这个名单带有极强的希伯莱色彩，并具有明显的向爱尔兰传统主义发展的趋势。

最能反映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白人男孩名字

（括号内是母亲受教育的平均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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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v（16.50）

2.Akiva（16.42）

3.Sander（16.29）

4.Yannick（16.20）

5.Sacha（16.18）

6.Guillaume（16.17）

7.Elon（16.16）

8.Ansel（16.14）

9.Yonah（16.14）

10.Tor（16.13）

11.Finnegan（16.13）

12.MacGregor（16.10）

13.Florian（15.94）

14.Zev（15.92）

15.Beckett（15.91）

16.Kia（15.90）

17.Ashkon（15.84）

18.Harper（15.83）

19.Sumner（15.77）

20.Calder（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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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得上述名单中的很多名字都很陌生的话，不要感到难过。这说明即便是今天最流行的名字也没有它们当初那么流行了。下面分别是1990年和2000年黑人儿童当中10个最流行的名字。其中1990年有3375名新生儿取了这10个名字（占当年出生的全部新生儿的18.7%），而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2115名新生儿用了这10个名字（占当年出生的全部新生儿的14.6%）。

在黑人男孩当中最受欢迎的名字

（括号内是被使用的次数）

在10年时间里，在黑人婴儿群体当中，即便是那些最受欢迎的名字（比如说在1990年最受欢迎的名字是Michael，这一年有532名婴儿取名Michael）也变得不那么流行了（到了2000年的时候，最受欢迎的名字是Isaiah，但这一年仅有308名婴儿取名Isaiah）。所以父母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显然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从这张名单上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1990年的名单当中，有4个（James、Robert，David，Kevin）到了2000年的时候连前10名都没有进入。不错，在1990年的名单当中，这4个名字排名最后。可那些在2000年新上榜的名字在1990年的时候远没有这4个名字流行。在2000年的名单当中，有3个名字——Isaiah、Jordan、Elijah在2000年排到了前三名。要想了解名字的更新周期到底有多快，我们可以将1960年加州白人女孩所使用的名字和2000年加州白人女孩所使用的名字进行对比。

1960年和2000年白人女孩中最受欢迎的名字的对比

1960年最受欢迎的名字到了2000年完全退出了前10名。你可能会说，任何东西都很难保持40年一直流行。那么我们可以将今天最流行的10个名字跟20年前最流行的10个名字进行对比。

1980年和2000年白人女孩中最受欢迎的名字的对比

在1980年的名单当中，只有一个名字仍然出现在2000年的名单里：Sarah。那么这些Emily、Emma、Lauren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Madison这个名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很容易通过这些数据发现哪些名字开始变得流行，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另外两个名单。下面是20世纪90年代最流行的低收入家庭女孩名字和高收入家庭女孩名字。

注意到什么了吗？你可能会想要用这些名字跟前面“最受欢迎的白人女孩名字”（其中列出了1980年2000年最流行的10个名字）进行

对比。20世纪90年代最受高收入家庭欢迎的两个白人女孩名字，Lauren和Madison，进入了2000年的前10名。与此同时，1980年最受欢迎的两个名字，Amber和Heather，如今成了“低收入家庭”欢迎的名字。

我们找到了一个明显的模式：一旦某个名字被那些收入和教育水平都比较高的家庭使用，它就会很快沿着社会经济阶梯往下流传。Amber和Heather刚开始是高收入家庭使用的名字，Stephanie和Brittany也是如此，可很快，富人家庭里每出生一个Stephanie或Brittany，就会有5个低收入家庭给自己的孩子取同样的名字。

那么那些低收入家庭的父母们到底去哪里给自己的孩子找名字呢？许多人觉得他们可能会仿效名人给孩子取名字。可事实上，名人对于孩子家长的影响非常微弱。在2000年的时候，流行歌手Madonna在全世界范围内卖掉了1.3亿张唱片，可给孩子取名叫Madonna的人甚至不到10个。或者当你在大街上碰到Brittany、Britney，Brittani，Brittaney，Briitni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她们是受到了Britney Spears的影响。可事实上，Britney Spears跟大街上的那些Brittany、Britney、Brittani、Brittaney、Brittni一样，也是受到了别人的影响。该名字的正确拼写应当是Brittany，它在高收入家庭名字清单中名列第十八，在低收入家庭中名列第五。几十年前，Shirley Temple也是受到了别人的影响才给自己的孩子取了这个名字，可到今天，很多人都觉得是因为Shirley Temple，Shirley这个名字才得以流传开来。（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女孩的名字，比如说Shirley、Carol、Leslie、Hilary、Renee、Stacy、Tracy，最初都是男孩的名字，只是后来变成了女孩的名字，但女孩的名字却很少能够演变成为男孩的名字。）

所以说引导名字潮流的，并不是那些名人们，而是就住在离你家不远，可能刚买了辆新车或新房子的那家人。最先给女儿取名为Amber或Heather的那种家庭如今开始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Iaureri或Madison；最先给自己儿子取名为Justin或Brandon的那一类家庭如今开始称自己的儿子为Alexander或Bnjamin。父母不愿意从跟自己关系太近的人那里“偷”名字，可很多父母都喜欢那些听起来比较“像成功人士”的名字。

当那些比较“高端”的名字开始大众化的时候，那些“高端”父母们便开始转向其他的名字。最后，那些当初比较“高端”的名字会变得越来越俗气，以至于即便是那些低收入家庭的父母们也不愿意使用它们一然后他们开始继续观察那些高收入家庭的父母们开始给孩子取什么新的名字。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如今流行的那些名字，比如说Alexandra、Lauren、Katherine、Madison、Rachel也不会流行太久，因为这些名字的曝光率实在太高了。那么，新的流行又会从哪里开始呢？

它们很可能是前面“富人家庭名单”当中的某些名字。当然，那张名单当中的一些名字也不会成为流行，比如说Oona、Glynnis、Florian、Kia等。大多数希伯莱名字也会有同样的命运（Rotem、Zofia、Akiva、Zev），许多今天最为流行的名字（David、Jonathan、Samuel、Benjamin、Rachel、Hannah、Sarah、Rebecca）也都来自希伯莱的经文。Aviva很可能会成为比较流行的希伯莱名字：它发音筒单，读起来很好听，而且可以用到很多人身上。

下面我们将列出一些当今富人阶层中比较流行的名字。其中有些听起来可能感觉很陌生，但它们很快就会成为新的流行。或许你会不相信，但在你准备对此嗤之以鼻之前，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

10年之前，人们难道不是同样觉得Madison这个名字非常可笑吗？

2015年最流行的女孩名字？

2015年最流行的男孩名字？

毫无疑问，当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很多因素。他们可能希望给孩子取一个比较传统，或者比较波希米亚的名字，也可能希望能够给孩子取个比较独特或比较流行的名字。但无论如何，不管是选择Loser、Madison、Winner、Amber、Shithead、Sander、DeShawn还是Jake，这些父母都是在用孩子的名字传达某种信号。从加利福尼亚的数据当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父母都是在用名字传达自己对孩子未来成就的期待。当然，名字本身并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但那些花费心思给孩子取名字的父母会让自己感到心安，因为他们知道，从孩子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帮助孩子取得成功。

后记

两条通往哈佛之路

完成本书之后，我们算是兑现了开头的那个承诺：这本书确实没有任何“统一的主题”。

但如果说《魔鬼经济学》真的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的话，本书中的所有这些内容之间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它们都可以被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从本质上来说，本书讨论的是人们在现实世界的行为方式。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新的看待、判断以及衡量这个世界的角度而已。这未必是一件困难的任务，也未必需要你能够进行超级精密的思考。我们只是在试图说出那些黑帮成员或者是相扑运动员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而已。

本书中的这种思考方式是否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呢？可能并不会。你也可能受本书启发，开始在你的游泳池周围加上一圈栅栏，或者是对你的房地产经纪人施加更大的压力。可本书对你真正的影响可能会更加微妙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开始对“传统智慧”形成一种怀疑的态度；你可能会开始相信许多事情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样筒单：或许，当你开始有了一个新想法的时候，你会不那么匆忙地做出结论，而是搜集一些数据，并通过分析数据来验证你的想法是否合理。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不舒服，甚至会让你感到生气。“堕胎合法化是推动犯罪率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相信这个观点会让很多人在道德上感到无法接受。可事实上，“魔鬼经济学式思维”并不会涉及到任何道德层面的问题。正像我们在本书开头说过的那样，如果伦理道德代表的是一个理想世界的话，经济学所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

阅读本书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你会发现自己开始提出很多问题。其中有很多问题都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但有些问题可能确实会产生一些有趣，甚至是令人惊讶的结果。想想看，我们在本书的第5章（见P147）提出的问题：父母到底对孩子有多重要？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收集到的数据告诉我们，父母确实会在孩子的某些方面（大多数方面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很多方面也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比如说家庭教育问题）。我们不可能去责怪那些试图帮助孩子取得成功的父母，他们甚至会为给孩子取个名字而绞尽脑汁。

但即便是那些最优秀的父母也可能会得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相信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有些父母非常出色，他们非常聪明，而且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投入了巨大的心力，可最终他们的孩子却误入歧途；还有些孩子，虽然他们的父母并不合格，可他们最终却取得了成功。

我们在第5章曾经讨论过两个男孩，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白人孩子生长在芝加哥郊区，他的父母聪明、强壮、有进取心，而且非常重视家庭教育。而黑人孩子则生长在戴顿纳海滩，他母亲在生下他之后不久就离家出走，他经常受到父亲的殴打，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帮派，成了一个全职流氓。最后这两个孩子的命运是怎样的呢？

第二个孩子如今已经27岁了，他的名字叫小罗兰·弗立叶，现在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专门研究黑人问题。

那个白人孩子也进了哈佛。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他的名字叫德·卡扎恩斯基（Terd Kaczynski，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数学天才，著名的恐怖分子，号称“邮包炸弹手”，曾经通过用邮包邮递炸弹的方法在美国制造了一连串爆炸事件，他所制造的系列恐怖事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恐怖的5次恐怖袭击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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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说明

版本：1.0

制作时间：2013年6月10日

更新时间：2013年6月10日

更新记录：

1.0版：完成初版，对照原书进行样式处理